我曾經有過一支「派克」牌自來水筆，北京人管自來水筆又叫鋼筆。
如今說起鋼筆，已經是太司空見慣的事情，而且或許已經很少有人再用它了，嫌它麻煩。但是在我小的時候，鋼筆可是一樣了不起的物件。中國人似乎對物質生活的概括能力特彆強，每個時代都能舉出幾件具有標誌性的大件東西，代表著人們所嚮往的幸福生活的目標。在我稍解世事之後就知道那時的標誌是四件器物的組合，它們是自行車、手錶、收音機和縫紉機，似乎家中有了這四樣東西離理想生活就不算太遠了。後來還聽說過有電視機、錄音機、電冰箱之類其他物件的不同搭配頂替上去。另外我聽母親說到過，解放不久，她剛剛來到北京的時候，也曾有過代表幸福生活的四大件，這是指鋼筆、皮鞋、暖水瓶和痰盂。由此看來，那個時候不但與知識有關的文具可以佔個大件的地位，而且鋼筆還是四件之首。現在的人，眼光要比那個時候高遠得多，只把汽車、洋房之類掛在嘴邊，如果聽了我母親那樣的標準，大概都懶得笑話。
不過我完全相信母親的話，記得當年我的大表姐在五十年代談戀愛時，火候差不多了，便將她的男朋友引到我們家裡來。表姐從小是由我的外婆照拂大的，當時外婆正住在我們家，表姐認為，事成之前總要把對象帶給她老人家看了滿意才算數。
事後表姐問外婆對男朋友的印象如何，外婆挺認真地想了一下說：「嗯，人不錯。別看是個軍人，還有點文化，我看見他的上衣口袋裡還插著一支鋼筆哩。」
表姐聽了，急切地分辯道：「看您說到哪裡去了，人家正經真是個大學生呢。」
後來，表姐不小心將外婆的話過給她的對象聽。那時候的人行事比現在的人要老實，她的對象一聽馬上就漲紅了臉，一臉坦誠地交代說，這還是在他出門來我家之前，有個同事一再堅持要他在上衣口袋裡插上一支鋼筆。起先他不願意，認為多此一舉，沒想到這麼一來，還真給他帶來一個「碰頭彩」。
不久，大表姐和她的對象結婚了，緊跟著就是「反右」，表姐夫成了「右派」。他原來在解放軍總參所屬的一個什麼單位里服務，因為他那兩句建議軍隊也要重視知識分子發言的話，就被開除了軍籍，下放到山西介休的農村去勞動改造。大表姐二話沒說，放下她在部隊三○一醫院裡的工作，跟著新婚的丈夫一道去了山西，而且一去就是二十多年。我想，這是不是多少也有他們談戀愛的時候，表姐夫上衣口袋裡插著的那支鋼筆的魅力呢。
可見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那個年代雖然知識也是在一天天地走下坡路，越來越不值錢，但民間還是認為有文化無論如何應該算是個優點，不像後來，要麼提倡越窮越光榮，三代討口也成了炫耀的資本；要麼擺闊講排場，一切都看鈔票的臉色行事。
我還記得著名的相聲大師侯寶林先生當年有個段子，說是可以從上衣口袋裡鋼筆的多寡判斷一個人的文化程度：一支鋼筆是小學生，兩支鋼筆是中學生，三支鋼筆是大學生。那麼要是插四支鋼筆呢？捧哏的郭啟儒先生問道。這時候只見侯先生不慌不忙地抖出一個包袱說，要是上衣口袋裡插四支鋼筆，那準保是修理鋼筆的。的確，因為當初鋼筆是件大家相當看重的物件，所以也就自然而然生出維修鋼筆的職業，這就是鋼筆的修理技師。如今的人大概很多沒有想到，原先竟然還有這樣一門職業。其實我的老街坊鵬起四叔就是一輩子憑這門手藝吃飯，而且生活得還不太壞，可見當初的人是如何的愛惜鋼筆，所以修理鋼筆的生意才能紅火，四叔也才能靠了這門手藝養活起一大家子人。
四叔沒有上過什麼學，不識什麼字，但修理鋼筆的手藝特別精到，自打日本人佔領北平的時候他就到修筆鋪里學手藝，後來在西單牌樓把口的拐角上自個兒開的鋼筆修理鋪里修筆。聽說他見過許多名牌鋼筆，也見過不少有好鋼筆的文化人。解放後公私合營，他的鋪子被合併到公主墳商場去了。
四叔是個沉默寡言的老實人，平素你不找他說話，他從不上趕著跟你搭腔。有時候在衚衕里碰上了，他頂多滿臉堆笑地打個招呼，問聲「吃了沒有」，然後就連忙走開了。我和四叔後來能多少搭上話，也是因為我的那支「派克」筆。
那支「派克」鋼筆的故事是由母親在上海時候的老朋友陳先生夫婦引起來的。聽說陳先生原先有位朋友，在海外學成之後，響應政府的號召，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他回國的時候覺得搞社會主義無非就是大家有工做，大家有飯吃，沒有考慮到其實最好還是要多攢些錢帶回來。回國之後他學的專業在新中國並派不上什麼用場，工作自然不好安排，太太又是個好講排場的人，事事都要用錢，一時周轉不靈，手頭難免拮据。幸虧他們隨身帶回不少外洋的東西，可又拉不下面子到寄售行去變賣，就只好在朋友之間出讓換錢來維持生活。陳先生有次去這個朋友家，看中了朋友的一套「派克」金筆，一個盒子裡面裝了兩支，一大一小，都還是全新的。他問價，人家要他兩百五十塊。他嫌貴，可人家又不願意拆散賣，於是陳先生就跑到我們家裡來打商量，問是不是可以與我父親合買，而且最好是父親將那支大的買下，他買小的，因為他只是喜歡「派克」的牌子，實在是想收藏一支，並不在意握筆行書的感覺，這樣在分攤上，根據筆的大小，他還希望可以再斟酌稍許少付一點。
那個年代，兩百五十塊錢可不算是個太小的數目，一個大學畢業生也就是五六十塊錢的工資，在父執輩當中每月能掙到兩百五十塊這個數目的人並不多。如果是平常，父親大約也很難與陳先生合作一回，可是那次是父親剛好得到一筆稿費，正在和母親商量如何派用場。所以陳先生來一提，父親居然爽快地答應了。
事後他們是如何分攤買筆的錢，我全然不知道，但是我記得那次陳先生到我家將「派克」筆送來的時候，為了裝鋼筆的盒子，父親和陳先生還推讓了好久。最後父親說，既是你只為收藏，那麼盒子還是歸你。我只是用鋼筆來寫字，用不到盒子。陳先生見父親確是當真，自是再三道謝，歡天喜地地告辭了。
父親當然也很喜歡這支新來的「派克」筆，幾天都愛不釋手，說畢竟是「派克」牌的金筆，寫起字來圓潤得很。後來父親給我講我最喜歡聽的「福爾摩斯」，還告訴我說，那本偵探書就是用「派克」筆寫出來的，以至於我很久都在設想，如若沒有「派克」筆，柯南道爾的故事到底會不會同樣引人入勝。
過了不久，似乎「派克」筆出了一點毛病，與父親在文字上有些交往的鄰居徐伯伯知道了就說，這樣好的鋼筆萬萬不要找不知深淺的人修理，一定要找個妥靠的師傅才行。父親聽了也以為然，因為父親原先就知道四叔是位有經驗的修筆師傅，儘管平素他與四叔也就是個點頭之交，並不太過話，但是這次父親還是冒昧地帶著我，拜訪了一趟四叔，向他討教用筆的經驗。沒有不透風的牆，等我們跨進四叔家的門，說明來意，四叔居然早就知道父親新近得了一支派克金筆。等父親將筆交在四叔手中，四叔就從他的抽屜里掏出來一塊天鵝絨布，小心翼翼地在桌上鋪開，然後將筆放在上面，隨口問起父親鋼筆有什麼毛病。父親告訴四叔，其實毛病也不大，就是吸水不足，每次灌水寫不了多少字就沒有墨水了。四叔一面聽，若有所思地不住點頭，就像郎中問診一樣，一面嫻熟地隨手將鋼筆上的構件一一旋轉拆卸開來，有如庖丁解牛，一忽兒的工夫，一支鋼筆已經變成了一堆精緻的小零件。
聽罷父親的話，四叔在燈光下仔細端詳鋼筆儲存墨水的筆囊，然後胸有成竹地說，我看筆沒有什麼大毛病，其實是您灌的墨水大概不行，另外您也沒有經常清洗筆囊和筆槽，沉澱太多，時間久了，把走墨水的路堵塞住了，我給您清洗清洗就成。四叔說著，就捏起筆囊將鋼筆浸在一杯水中，手指一收一放，果然原來還是清水的杯中馬上污濁不堪，隱隱約約地還可以在杯底看到不少渣子。
清洗完畢，四叔將鋼筆的各個部件又一一裝好，用墊在筆下的天鵝絨布用力將筆桿與筆帽擦了一回，派克筆更顯得鋥光瓦亮。然後四叔從桌角拖過一個墨水瓶，一面將筆尖插進去灌墨水，一面囑咐父親說，好馬配好鞍，好筆就要用好墨水，您最好就用這種「鴕鳥」牌的藍黑墨水，其他的都不行。父親這時恍然大悟，連聲說，原來裡面還有這樣的道理。
灌好墨水，四叔又從桌子的抽屜里小心地拿出一個封皮已經包了好幾層的小本子，不慌不忙地抬起眼笑著對父親說，您今天到我這兒來也算是賞我一個面子，麻煩請您在這上邊給我寫幾個字。說罷就將小本子和鋼筆一起推到父親的面前。
起先父親還不明白四叔是何用意，有些躊躇，隨手打開四叔遞過來的本子翻看。看了幾頁，不禁將本子湊近了許多，有些吃驚地說，唉呀，你竟然收集了不少字跡，有的還真是些名人呢。
四叔笑笑說，這些都是過去我的那些主顧給寫的。修好筆，顧客大凡都得試試，我就趁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