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一共十年。十年里的頭一段我在雲南農場刨地，後一段我到研究所讀書，中間一段我在故宮看大門，過的是值夜、巡查、站崗的日子。
記得當初，王世襄（暢安）先生看見我站崗巡查有模有樣的架式，就戲賞了我一頂「錫慶門行走」的「頂戴花翎」。我聽了趕緊對先生拱手道：「受之有愧，卻之不恭。」嘴上雖這麼說，心裡其實還是很受用。「文化大革命」這麼些年，倒霉的事情一籮筐，得到這份差事還真的不容易。只是三十多年過去，和紫禁城又是相隔萬里，時空距離都已久遠，想得起來的舊憶像是斷了線的珠子，串起來可就難了。兩年多故宮「行走」的日子如今也就還剩下那麼三五件事算是有個印象，不妨就一折一折記在這裡。
一、我本是「知識青年」
我是一九六九年的年底和幾個朋友到雲南西雙版納的橡膠農場插隊，一直干到一九七二年的四月。後來回到京城，理由卻並非是「病退」或者「困退」，也就是病痛纏身，或者家庭困窘，這在當年是「知識青年」返城兩個必備條件之一。據說為了「滿足」這兩個條件，當年各地知青辦公室的辦事員不知從中得了多少好處，一時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以探親為由從農場脫身的，因而也就免去了上下打點、疏通關節的尷尬。一路上走走停停，當年六月回到北京，借住在景山東街的教育出版社大院里。出版社是已被撤銷的單位，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處的老高也樂得做個順水人情，爽快地借給我一間小屋暫住。誰知後來「造反」回京的人越來越多，且大都在京城裡沒有去處，不得不在大院里尋找棲身之所，搞得老高不勝其煩，他也就漸漸對我們有了「請神容易送神難」的怨言。不過我並不為之所動，一直堅守到一九七六年將戶籍轉回到北京。
有了正式的戶籍，接著就要謀職。那時我的學歷勉強算是初中三年。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連畢業考試都沒有來得及，後來好不容易得了一張抬頭上印有毛主席語錄「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的畢業證書。這張印製粗糙的初中文憑我精心保留至今，為的是要時時記住那個年月。
以此背景，我對前途並無奢望。區政府安排返城知青的工作人員問我的打算，我也直說，只要工作清閑，得空能讓人看看閑書就成。興許人家是看我年輕力壯，好意分配我到東郊通縣的一家無線電工廠，接著又分配沙灘大街路北的液化石油氣站。我對前者說離家太遠，耽誤不起那個工夫；對後者則說搬煤氣罐要的是一把力氣，實在干不動。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進取，就說現在有個看大門的差事，一天干六個鐘頭，四天休息一天，這總歸可以了吧。起先我以為是跟我開玩笑，後來覺出人家不是說誑，這還是個正經差事，趕忙再細一打聽，居然就在離家百步之遙的故宮博物院，我喜出望外，趕緊拱手謝過，滿口答應下來。
那年我二十六歲，古人說「三十而立」，我總算搶在「而立」之前有了份生計。我隱隱預感，從今往後生活真要有個大變化了，只是我絕沒有想到，命運的轉變會來得那樣快、那樣急：進宮十天，唐山大地震；再過月余，毛澤東過世，「四人幫」倒台；兩年之後，我離開了故宮，改頭換面重新做了學生。
且說當時到故宮應卯上了班，之後我才知道，在故宮看大門算是「警衛」，也就是准警察，說起來還有個「警級」。朋友們知道了都暗暗稱奇，說你一個在「文化大革命」裡頭讓人家審查來審查去的人，這回怎麼能進了審查別人的隊伍？我學著石揮在《我這一輩子》里演的那個老巡警的話說：「我這個警衛就是個『看宅門兒的，頭一樣，先省鞋』。不過這回看的是一個頂大的宅門，給皇上看家護院。」
但自我從王世襄先生手裡得了「行走」的封號，就再也不提「看宅門兒」之說了，見人徑以「錫慶門行走」自許。沒有想到的是，如今幾十年過去，我早已離開故宮，也遠離了故土，可在朋友之間，「錫慶門行走」的封號卻仍然和我如影隨形。
二、警衛的制服
去故宮報到那天，先進了神武門，門內靠左手一側是一幢坐東朝西的大廂房，叫東大房，這就是故宮警衛隊的隊部。神武門裡的另一側，是與之相對的一幢一模一樣的廂房，坐西朝東，叫西大房。那裡是警衛隊的上級領導警保處的辦公室，裡面坐著處長、副處長。後來才知道，東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宮裡的「敬事房」，是懲戒太監、打屁板的地方。
一同到警衛隊報到的連我共是三個人，一個姓劉，另一個姓賈。互通了姓名之後，再細一打聽，他們兩位也都是插隊轉回京城裡來的「知識青年」。警衛隊的田隊長、劉副隊長、文書老王和兩個小隊的隊長與我們一一見過。開場白說的是故宮警衛隊的工作多麼重要，審查多麼嚴格，又是如何千挑萬選才決定錄用我們三人。當著領導，我當然知趣，跟著小劉和小賈忙不迭地說，真是感激組織上的信任和照顧。
開場儀式結束後，田隊長補充說，根據上級的決定，除了故宮四座大門的定崗和夜巡隊之外，準備在外東路的錫慶門，也就是繪畫館和珍寶館的入口處牆外再增設一處崗哨，為的是加強對珍寶館的守護，只等錫慶門外的住房改建完成就開始建崗。田隊長指定我為錫慶門新設的內崗小組成員，而小劉分在東華門，小賈分在神武門。
至於待遇，田隊長說警衛隊的人員雖然還算不上是警察，但一切按公安系統規定行事。現在我們的工資是二十六塊，轉正後就算是公安十二級，也就是最低的一級，工資每月四十一塊五。至於以後什麼時候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運氣了。對這一點我倒是心安理得，當時全國上下，一般民眾誰都沒有加過工資，差一級就是一個月多五六塊錢的事兒。再說，買什麼東西都要憑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煙有煙票。有錢沒票，錢也是等同廢紙。我早就聽說，大學生畢業是五十六塊，學徒工剛去是十八塊，三年出師三十二塊。這樣比起來，我們當警衛的還真是多快好省。所以聽到這裡我就連忙接過田隊長的話頭道：「確實公平合理，我們很知足。」田隊長一聽這句話立刻就眉開眼笑了說：「看來到農村插過隊的年輕人就是不一樣，懂得輕重，知道好歹。」
田隊長對警衛隊確實有份自豪感，告訴我們，警衛隊員還要發放統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這件就是。」我們連忙湊近細瞧，可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與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們一臉的惶惑就說：「當然，這和平常的便服沒有什麼不同，但它確實就是『警服』。」我們聽了也知趣，沒有繼續深問。大約田隊長覺出我們的喝彩不夠熱烈，就又補充說：「除了一年一套的單外衣，我們還兩年發放一次棉襖、棉褲、棉帽、棉大衣」他說到這裡特意頓了一下，見我們還沒反應，就更加重語氣地大聲說：「外加一雙皮靴。」田隊長沒有再說下去，可我們看著他一臉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來乍到，此刻一定要給田隊長捧捧場才行，於是三人齊聲嘖嘖地說：「真不錯，真不錯。」話到嘴邊，臉上也就跟著泛起笑容。我偷眼看去，田隊長這時終於顯出釋然的微笑。
後來知道，我們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橋勞動保護用品商店買來的，灰色滌卡，上下四個兜，沒有一點與眾不同之處。儘管如此，我還是和警衛隊的同僚們一樣，終日穿著警衛隊發放的制服，穿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這件，而且五冬六夏總穿著隊里發的皮靴。其實憑良心說，那時布票緊張，能穿上沒有補丁的衣服就算不錯，更別說有白給的制服穿了。如果有制服，無論是警察還是軍官，也無論是開車送貨的司機還是紡紗織布的女工，誰都是白天黑夜地穿著發來的衣服，好省下布票給家裡人用。記得一九八七年我陪哈佛大學來訪的藍貝格教授夫婦在飯館裡吃飯，看見對面桌子旁邊坐著一位身穿大紅制服，袖口滾邊，胸口上還有綉字的青年人，藍太太就問我：「這位是個將軍吧？」我回頭打量了一番，告訴藍太太：「我看不像。我們這兒將軍都要按資排輩，等熬到了，也就該拄拐棍了。」我見藍太太還是一臉狐疑，就冒昧地回頭問年輕人。那人聽了哈哈大笑，他的同伴也都笑彎了腰說：「這制服是火車司機的。」
警衛隊的制服當然沒有火車司機的那樣體面。後來我知道，這些警衛隊的行頭還是通過走夜巡的胖子老王憑關係才買來的。雖說是從天橋勞動保護用品商店買的，但是由你買還是派他買，據說很不一樣。老王說過，布面看著都是的確良咔嘰，但此種雙層滌卡面料最結實，一年之後再發新制服時，這身還像新的一樣，可以脫下來給兒子穿，兒子穿不下了還可以收起來，以後給孫子穿，說得上是傳代的玩意兒。老王是田隊長原先從故宮窯廠帶來的，河北南窪一帶的人，為人很四海，在京城混了這十多年，也見過些世面，在社會的三教九流里認識不少人，所以警衛隊購置服裝的事每年全是由他經辦，而他每回也都辦得妥帖體面，不是皮靴的豬皮毛眼打磨得精細，看著簡直像是牛皮；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