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開始我就反對「上山下鄉」。這倒不是說我那時就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有什麼學理上的質疑，而是因為它攪了我玩「無線電」的興緻。自「複課鬧革命」以後，除了偶爾把自己鎖在屋子裡，窗戶蒙上床單遮住光，沖洗放大幾張黑白照片之外，我的一門心思都在有兩級高放的超外差收音機上。
一九六八年一開始分配上山下鄉名額，頭批到北大荒的名單中就有我。我沒搭理學校給我發的通知，再說我那麼忙，也沒有工夫解釋。
因為自己沒去，所以去北大荒的同學動身出發我也就不好到火車站送行，否則像是陪了法場又轉身回來一樣，對不住朋友。其中有幾個同學還是我平素最要好的，他們理解我，我也就不用把那些話非拿到火車站去說。事先找了個地方，大家吃一頓。人互相明白，話其實不用多，兩句就得。
他們走後第二天，有幾個送行回來的同學說起頭天車站裡的月台上人山人海，車一動，車上車下哭作一團。我不知道從哪兒來的那麼大的氣，也不知道是對誰發那麼大的火，竟高聲叫喊起來：「哭就不要去！去就不要哭！」
這樣黑頭黑臉的話一出口，我也覺得不合適，可既然說了，嘴上就不能軟，扭頭回家了。再說，我剛裝好的那個帶高放的收音機短波波段老也收不到信號，干擾信號的雜音倒是一大堆，幾天來茶飯無心，我不能在學校里再多耽誤工夫。
接著又分了一次內蒙古插隊，名單上還有我，我仍舊沒去。軍宣隊問我理由，我說我從來不吃羊肉，怕膻。人家說，不一定非去牧區，這次也有農區的名額。我說農區也養羊，一回事，以後再說吧。
緊跟著是到山西雁北，就是宋代楊家將跟遼國契丹人打仗的那個雁門關以北的地方。這時候大概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年底，學校里的軍宣隊撤了，換成廣安門火車站搬運站工人組成的工宣隊，由他們來管理我們這些半大小子。山西插隊的名單下來了，裡面居然還有我！工人可不像張家口口外來的解放軍，他們是地頭蛇，又是搬運工，走街串巷的，大街衚衕的地理都熟得不能再熟，也不跟你多費話，徑直找到管你們家的居民委員會，讓街道上的老頭兒老太太跟你磨。可我還是沒有搭理他們。
不過事過三十多年之後，前些時候打電話回去找我四中時候的老學長、大我四屆的傅同華先生聊天，當初他去的就是山西。我不免又提起這段舊話，他不以為然地說：「不是你說的這話。你搭理過他們，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你仗著自己家裡就你一個孩子，跑到工宣隊駐紮的教研組小院，沖著工宣隊大胖子耿師傅的面就說：『兩丁抽一！兩丁抽一！』他的鼻子都快氣歪了！」
我翻來覆去地想了半天，實在是記不起來了，不過這話倒像是我說的。山西我也沒去。可形勢比人強，給我來了一個釜底抽薪：父親讓機關的造反派給抓到專案組去了。起先說是什麼「權威」，我知道那是瞎說，他算什麼權威。要是權威，「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早都給打倒了，哪還用等到這會兒？果然不久又改說是「特務」，其實這也是瞎說。不過後來，等父親死在專案組的大牢裡面好多年後，父親的好朋友，在大學裡當教授的許伯伯找到我們，對我說，父親的問題是牽涉到當時的郵電部部長朱學范先生的案子里。「文革」裡面說他們是蔣介石搞苦肉計、特意留在大陸的釘子。那個年月，如果跟蔣介石有瓜葛，都不用專案組出手，無論什麼人閉上眼睛就能判個特務嫌疑。許伯伯說他自己也是受這個案子牽連，吃了不少苦頭。
權威也罷，特務也罷，總之是父親的工資給凍結了，家裡也沒多少收入了。精挑細選是我們的追求，家裡的大人如果出了事，孩子說話就不能那麼硬氣，否則動不動就可以往「階級鬥爭」上扯。我人再傻，這點上還算識相。所以我也開始打主意找落腳的地方了。
去山西的幾個朋友和我特別說得來，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們。過了幾天，看見母親臉上雖然沒有什麼笑容，但話多了兩句，我就瞅個機會對她說：「媽媽，過兩天我到山西去會個朋友。」母親一腦門子的官司，大概也沒有心思理我，待搭不理地冷笑著說：「山西？還會個朋友？多大的口氣！」她看來並沒有當真。
有了她這句並無反對意見的回答，我開始自己準備行裝，過了幾天就和同住在一條街上的小學學長阿城一起奔赴雁北找朋友去了。
母親在我走後幾天才發現我不見了。她在單位里也要整天政治學習，雖然大家都是口是心非，但鐘點夠了才能回家，一般要耗到晚上十點鐘以後。我走前留了個字條給她，說是與阿城一道走的。母親看見字條大約是慌了，因為她知道我身上平常最多只有幾塊錢，父親的工資一凍結，就更沒有多少零用錢給我了，於是她趕緊去找阿城的母親打聽。
人家的母親到底見過世面，並不慌張，說：「噢，是去了。阿城說是扒車去。」「扒車去？什麼叫扒車？扒什麼車？」我母親的普通話不好，一些俗語不能確切領會，只得再深問一句。
「扒火車唄。《鐵道游擊隊》里的劉洪不就是扒火車搞機槍么？」阿城的母親笑著說。她在電影製片廠里工作多年，對電影故事早已都爛熟於胸。
我母親慌了，忙問：「怎麼扒？像劉洪那樣雙手抓門，把自己的身子吊在車廂外面？」那個時代，像《鐵道游擊隊》這樣的革命電影人人必看，所以母親對大隊長劉洪扒火車時的身手理解得一點偏差都沒有。
我聽阿城說過，她母親原先是在河北白洋淀一帶搞革命，大概對山東微山湖畔的鐵路沿線鬥爭方式並不熟悉。她竟也沒有想到這一層，經我母親一問，兩家的母親面面相覷，都慌了。
過了一個月，我們從山西鎩羽而歸，母親還心有餘悸地說：「人家的母親是見過大陣仗的，慌是慌，話頭倒是一直不斷。」為了讓母親安心，我一五一十地向她解釋我們是怎麼扒車去山西的。
其實這還是我的學長大偉兄在臨別之際傳授的錦囊妙計，囑咐我今後若是投奔他們，可用此法前去。他原先也是到山西雁北的山陰縣插隊，幾年之後到緬甸投奔「緬共」，不久戰死在亂軍之中。
按照計畫，我們先到永定門火車站，一人買好一張五分錢的站台票。然後跟在幾個肩挑手提行李的旅客身後，不時地好像還幫他們托上一把。上了開到大同的車，先不急著揀座位，直到火車開了，認準確實是沒人的空位子再坐下。因為坐夜車，只檢一回票，是過了陽高以後，從餐車開始往硬座這邊一路檢查過來。卧鋪車廂另有人管，不檢票。見到檢票的列車長和乘警走來，我們「敵進我退」，一直往後走。差不多快退到頭，檢票的人也就鬆懈了。趁他們不注意，端杯熱茶沖著他們就過去，要是不跟你要票，你正好過去；要是跟你要票，就手指前方說：我剛過這邊鍋爐房打水，是前邊那個車廂的，你不是剛檢過嗎？這麼快就忘啦？態度一定要從容鎮定，他們不會跟你過不去，因為返身再跟你過去對證，口子一開，前功盡棄，全亂了。不過最後這一手，我們並沒用上。當時不知道什麼原因，檢票的還沒走到頭，火車突然就停了下來，說是臨時停車。我們趕緊開了車門跳下去，飛跑到已經檢過票的車廂，又從車窗鑽進去。喘息未定，車又開了。定下神來，我們覺得大偉傳授的這套招數還是太懸，以後要是在這條路上常來常往，恐怕還得另想辦法。
到了縣城的火車站倒是好辦，不出檢票口，順著鐵道走，小站的圍牆沒有多長，走不上多遠就是曠野，繞過去再回頭就進了大街。我講得輕描淡寫，母親可是聽得神情緊張：「這就是你們的『扒車』？天下再亂也輪不到你們這樣胡來呀！」
但是母親卻沒有辦法阻止我的再次行動，因為他們單位撤銷了，要下「五七幹校」到安徽鳳陽去。至今我都認為，像我這樣膽小如鼠的人如今卻敢於橫行天下，當年把母親趕進幹校這步棋絕對是功不可沒的。
不過，此後我們沒有重新到山西雁北去，而是改道內蒙古的阿榮旗，原因是聽說那裡掙錢多，一天的工分有九毛多錢。我甚至幻想，等我們干好了，紮下根，就把山西的那群朋友接過來，同享富貴快活。
到阿榮旗，首先要從北京坐火車到黑龍江的齊齊哈爾，坐夜車要走一天，差不多凌晨到達那裡。然後坐短途火車到小站扎蘭屯，再從那裡轉汽車到阿榮旗。事情是麻煩點，但好在有個先行者替我們鋪墊好了，可以坐享其成。這個不期而遇的朋友是通過鄰居介紹認識的李兄。
李兄說他為了尋找理想的插隊地方，已經隻身一人去過內蒙古阿榮旗一趟。路上早就打定了主意，非要認識個鐵路上的列車員，不然不能保證今後的來往暢通。結果還就真讓他「認識」了那趟列車上的一個乘務員。如今我實在是忘記了那個列車員的姓名，姑且就叫他小王。現在想來，這位列車員今天得七十齣頭了吧，或許正在含飴弄孫，早就忘記了這段往事。
李兄是個外場人，幾句話過後就和小王心照不宣。小王開誠布公地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