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家裡第一件像樣的傢具——那隻淺黃色的大衣櫃，是我上中學後的第二年才買的，那還是一九六四年的事。精挑細選是我們的追求，只挑選大家喜歡的，我家的傢具除了父親自己買的幾個書架之外，幾乎全部都是「公家」的財產：飯桌、床鋪以及櫃櫥，還有另外兩個書架，上面都釘著單位財產標記的小銅牌，銅牌上有編號，單位的會計手上有本登記的明細賬目，根據編號，每個月從工資里要扣除租金費，當然那只是很少的一點點錢，但絕對分毫不會錯。家中再有就是七八口大小不一的皮箱，堆放在牆角里，裡邊裝著我們家的全部家當。
每逢一年的春秋兩季，如果碰到星期天的天氣好，母親就會把所有的皮箱統統打開，將衣服在箱子裡面翻來覆去地倒騰一番，而且要把眼下暫時不穿的換季衣服放到院子當中，在太陽底下晾曬，然後再收起來。母親大約是原先居無定所的日子過多了，對東西有種過分的愛惜，壓在箱子底上多年根本不穿的衣服也都捨不得丟掉。翻檢再三，並且斟酌外面的政治風向，把其中式樣已經絕對不合時宜的衣服揀出來，改作他用。一般來講，她的綢緞旗袍會用來作椅墊或者各種燈台小櫃的蓋布，父親的西裝則會改成我的褲子。其餘既捨不得改也捨不得丟的舊衣服，就原封不動地又收到箱子裡面去，等到下一年再晾曬。每逢這個時候，對門的房東太太一般也會出來晾晒衣服，抬出來的卻是幾口做工精細的紅木衣箱，正臉兒上的銅鎖扣在太陽光下亮鋥鋥的，發出耀眼的光輝。母親抬眼望見，便會不無羨慕而且感慨萬端地對我說，她小時候家裡有許多口樟木箱，比房東太太的紅木箱還要講究，收藏衣服的時候連樟腦丸都不用放，衣箱本身的氣味就能夠將蛀蟲驅走。可是一九三八年張治中將軍督湘的時候，聽說日本人已經佔了武漢，馬上就要來攻打長沙，於是一把大火將長沙城燒了個精光，據云還有個頗為壯烈的說法，叫作「焦土抗戰」。當時母親僅有十幾歲，隻身跑出長沙，隨身只帶了一個小藤條箱，裝了幾件換洗的衣裳，還有外婆給她的一個小玉鐲子和兩塊袁大頭光洋。靠了這一點點盤纏，她從湘西跑到貴陽，再從貴陽逃進重慶，雖說後來在重慶一待幾年，但也是跑空襲、躲轟炸，隔三差五地換地方，從青木關到磁器口，從沙坪壩到楊公橋，都是隨身一個衣箱為家。和父親認識之後，打日本人的抗戰也勝利了，可是又開始了中國人自己打自己的內戰，於是他們再從重慶而南京，從南京而上海，直至從上海來北京，仍然是皮箱幾口，人兒兩個，碰到風聲不好，拎起來就跑。父母親這輩人的青年時代一大半都是在兵荒馬亂的戰火中度過的，生活動蕩不定，所以習慣了用旅行的箱子來打點生活的行裝。對於他們來講，箱子就是拎在手中的家。
這些話都是我記事以後，每年幫助母親在院子里打理那幾口皮箱中的舊衣服時，她會免不了信口要講給我聽的。房東太太見了我們在忙碌，有時會對母親說，你們如今在北京都住定下來了，也該置辦置辦家當，總是靠這麼幾口皮箱裝東西也不是個長久之計。母親聽了就笑笑，回答說，會的，會的。
大概一個人年輕時候養成的生活習慣過後不一定好改，所以我們家這時在京城裡雖然已經定居了十多年，但是除了父親的書架隨著買來的書籍日漸增多而一年一年地加高之外，置辦其他家當的議題總也引不起他們的興緻。特別是從「大躍進」之後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一切物資都極端匱乏，再加上家裡有我這麼一個母親總是掛在嘴邊說的「餓牢裡面放出來的好吃鬼」，不用提下館子開葷了，光是六塊錢一斤的「高級桃酥」，或者八塊錢一斤的「高級奶糖」就是一筆了不得的開銷。家中所有的進項填飽肚子都還勉強，置辦家當這樣不打緊的閑事當然也是能拖就拖了。
日子到了一九六四年，事情總算多少有了些起色，街上的油餅和炸糕也不用糧票就可以買到，於是有一天母親就和父親商量，是不是去買個大衣櫃，父親聽了也點頭說行。
其實，買衣櫃的動議還不完全是因為日子過得稍微鬆動了一些，另外一個直接原因是前些天發生的一樁小事令父親著實尷尬了一回。
父親平素是個生性散淡的人，對應酬一道避之唯恐不及，可是那次不知道是什麼緣故，上級忽然派父親去飛機場參加接待一個外國人的郵電代表團，而且在清晨很早的時候就要趕到機關去乘車前往。那時候來中國的外國人本就不多，而且外面風傳中國人經過「三年自然災害」，窮得三個人穿一條褲子，所以這樣的場合自然總要衣著光鮮一些。大約上級也這樣關照過了，於是父親幾天以前就慌了手腳，因為他平常上班都是靠一身布制的中山裝打發日子，無非冬天裡面是棉衣，夏天裡面是單衣，四個衣兜縫在外面，鼓囊囊的，不管裝的是飯票、鑰匙、購貨本，從外面都大致可以推斷得出來。好在那個時候扒手並不太多，父親上班也總是喜歡步行，並不坐車，很少聽他說起丟過東西。那時的中山裝都是服裝廠裁剪師傅統一設計的，只有大小肥瘦尺寸的不同，式樣都是一律。根據父親的身材，總是穿「八號乙」的，長年不變，所以到商店去買衣服，他連扔在櫃檯上的幾件樣衣也懶得試，因為大家試來試去，髒得油光水滑，恨不得可以照出人影。他張口就叫售貨員包起一件，交錢了事。況且這樣的時候也並不多，因為買衣服還要收布票，只有過了幾年攢夠布票，才能換上一件藏藍色隱隱放光的新上衣。這時候同事發現了，都免不得還要嘖嘖道賀幾聲。
這樣的行頭這次大約總歸是不行了。原先父親也有幾件從西裝改制的毛料中山裝，還是為了應景才請裁縫店的老師傅改做的。那時我家剛剛來到解放不久的北京，還不懂得新社會的規矩和風尚，關照裁縫師傅就按著街上進城幹部穿著的式樣仿製。依這時候的眼光來看，式樣已經顯得十分可笑，再說一晃十多年，也都舊了，實在穿不出去。箱子里倒是還有原先在上海買的幾段呢料，可是如果拿到王府井的「雷蒙」，或者西四拐角的「造寸」去做，一時也來不及了。後來還是母親眉頭一皺，說是現在的天氣還很冷，到飛機場去跟那些洋人無非是打個照面，回到辦公室還不是穿著襯衫見客，找件壓箱底的大衣套在外面就過得去了。父親連連說對，就照這樣辦吧。
父親到北京以後，儘管天氣比上海、南京冷了不少，但是從來沒有再做過一件呢子大衣，因為實在用不到。頭上頂著「豬耳朵」般的一頂藍布棉帽，嘴上捂個大口罩，脖子上纏條圍巾就可以打發整個冬天。
母親將父親多年未穿過的幾件呢大衣從箱子裡面翻出來，式樣都還是當年上海的式樣，自己看著都不合時宜。挑來挑去，只有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勉強可以，在冬日灰暗的陽光下，既看不出來太多的資產階級味道，也還符合「外事」的要求，於是就選中了這一件。但是它在箱子底下壓了有十多年，從來沒有動過，上面還有一大股樟腦丸的氣味，先要放在過風處吹吹才行。掛了兩天以後母親又發現，由於長久放在箱子裡面，已經壓成了幾道硬褶，很難消除。先送到普藍德洗染店去，想請人家給整理整理，可人家回覆說，至少要一周才能交活，母親嘆了口氣，只得自己動手熨燙。
平日里，父親的衣服洗乾淨了，隨手一抻就上了身。母親改不了舊日的習慣，總是喜歡將衣服熨平整了再穿，我家從上海帶過來一把電熨斗，可是這把電熨斗的電壓是一百一十伏的，北京的電壓都是二百二十伏，故而不能用電加熱。記得原先供電局來查電錶的工人同志到院子里來，母親還問過關於電壓的問題，因為家裡除了一架收音機之外，另外有好幾件從上海帶來的電器都還沒有用。人家回答說，即便電壓對頭也不能用，這些大功率的電器太耗電，電線受不了，再說，即便電夠使，還要支援工農業生產建設，能湊合就湊合一點兒，最好不用這種奢侈品。母親一想也對，於是就將電熨斗改成火熨斗來熨衣服。其實熨斗並沒有改，只是將後面的電源線扯掉，直接放到爐子上面去燒。不過電熨斗和火熨斗的設計原理到底不同，存熱很少，如果只熨一些母親的單衣還勉強可以，要熨掉父親呢子大衣上的硬褶，確實十分不易。
那個晚上，母親花了大氣力，總算讓大衣勉強看得過去了。母親叫父親將大衣穿上在鏡子前面照了許久，然後不免嘆息：「這還是在南京咱們剛結婚時做的，真是『人靠衣衫馬靠鞍』，十多年了，要不是你穿上這件大衣，我還真以為你如今老得不成樣子了呢。今後上班不能穿，至少每個星期天出去逛街還可以穿。」父親平素穿衣服都是由母親指定，這次卻反駁說，不妥，不妥，要穿也只能是星期天晚上穿，要不然白天出去，被同事們發現了，下次運動又要檢查思想根源、階級根源。記得那天父親從飛機場回來，趕緊將大衣脫掉，對母親說：「不舒服，不舒服，還是勞動人民的服裝穿著自在。」不過我倒是發現，大約還是母親說得對，父親穿上呢子大衣，腳步似乎也輕快了，比平素兩隻手籠在制服棉襖的袖子里取暖，彎腰駝背的樣子要精神了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