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之地丁合一稅
明代的一條鞭法，是用黃冊與魚鱗冊，以丁稅計入糧中，即成為丁糧合一的單一稅。
至於清代的地丁合一稅，也是以丁稅算入糧中，與明代的一條鞭法相同。清代的所謂「地丁合一」，即是「地」指田，「丁」指戶口，以地與丁計算所得向政府繳納錢糧。
清代的地丁合一稅也與明代的稅相同，可用白銀折繳。所謂「地丁合一」者，就是按田派丁，當時就傳誦著一句口號，叫做「富民出財，貧民出力」。
總之，清代的地丁合一稅，與明代的一條鞭法是大致相同的。不過所不同者，明代是每十年統計戶口一次，如人口有增加時，便須加稅。至於清代的地丁合一稅，康熙五十二年有詔書，凡每戶有添丁時，永不加稅（按錢先生稱讚說，清代稅制比明代寬大，是一種好制度也）。
二、清代之消亡
清代的康、雍、乾三朝，過的是相當平穩安寧的日子，可以與唐代的貞觀及開元、天寶媲美。不過到了乾隆中葉，清室便步入衰落之期，此由於乾隆常喜動干戈，也不及雍正的勵精圖治。單就國家的庫房來說，康熙二十一年，戶部庫存有銀800餘萬兩，到雍正時，增至6000餘萬兩，達七倍有多，但到了乾隆初年，庫存只有2400餘萬兩。乾隆曾普免錢糧四次，總算有益於百姓，但他巡幸江南六次，可說好大喜功，動用庫銀甚巨，總算仍存7000餘萬兩。
但乾隆時和珅為相二十年，貪銀達八萬萬之巨，富可敵國，相當於國家歲入十倍以上，於是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謠。由於和珅之貪瀆無厭，因此影響清室以下數朝吏治日窳。時有章學誠、洪亮吉等給予劣評，洪亮吉言道：「今日州縣之惡，百倍於十年二十年以前。……無事蝕冒糧餉，有事避罪就功。」 章學誠抨擊道：「上下相蒙，惟事婪贓瀆貨。始則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而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或百萬計矣。」 因此，老百姓之家財，被政府抽去重稅，又有力役，幾乎不破其家不止，人民生活之慘可知矣！
當時民間經濟普遍轉壞，人民生活困苦，加上乾隆時之戶口比康熙朝激增達七八倍，由乾隆初之一億七千餘萬增至乾隆四十八年之二億八千四百餘萬，至嘉慶時更增至三億六千一百餘萬人。因此人民所耕之田、所住之屋常感不足，而賦稅負荷又重，真是民不聊生，其苦無比。
當時洪楊亂起，官逼民變，有「天厭滿清，朱明再興」之口號興起，不久由曾國藩之湘軍將洪楊數千兵丁平定。不久西北捻回之亂又起，依舊要靠湘軍平定之。當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大員號稱「同治中興」之功臣，但他們能平亂，卻不能治理，於是清代的部落政權始終苟延殘喘。且外患頻仍，如英國入侵的鴉片戰爭、英法聯軍的廣州失陷、俄國入侵的伊犁訂約、日寇侵華的台灣被割等等，喪權辱國，莫此為甚。再加上財政之竭蹶，內政之不振，晚清雖欲變法，已無力自強矣！
當時雖有盛宣懷、張之洞等能臣之協助，但守舊勢力頑固，阻礙了革新運動。終於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華民國。當時雖有康有為、梁啟超等有意想維持當時之和平現狀，但潮流趨新，孫中山之辛亥革命終於奠定了民國之基礎。但由於光緒年間兵變與內亂頻仍，人民的生活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更難說可以得到豐足和平之生活矣！
附：民國時代之賦稅
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晏陽初做了文化、經濟、政治及教育方面的各種實驗。晏由河北定縣遷移至四川灌縣後，某日說：「耕戶並不吃虧了，地主也並不佔便宜了。」
近百年來，中國人在經濟上是吃虧的，原因是：
（一）與外國人訂了關稅條約，外國貨進口中國只能抽稅一次。
（二）訂厘金，中國貨運到任何關卡均須抽稅。
由於上述兩項，中國商業日衰，而外國貨則大佔便宜。由於只抽租稅，但政府的費用大，如辦學校，普及教育，原來的田租不夠用，新增所謂「教育附加稅」，而加出的名目達數十項之多，因此人民要繳納給政府的稅便很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