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尚沒有學者能撰寫成一本好的《中國社會史》或《中國經濟史》，但有關上述兩書之材料則極多，而且也易於找尋，且由政治制度可反映出經濟、社會諸方面的問題。
中國對社會經濟問題向來重視「均」，故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平均地權」為中國歷史上之傳統歷史與政策，其反面則為兼并，此為傳統歷史所反對。對於商業資本，中國則主張「節制資本」。故孫中山先生不僅為革命家，且為政治家，其所提出之兩點，是同時配合世界新潮流與中國舊傳統的。
井田製為我國封建社會之制度，為後人所永遠歌頌，因其制度乃是平均地權，亦等於西方今日之歌頌希臘。封建制度破壞後，接著「耕者有其田」，但是授田政策，土地權在政府，政府要收回。而等到田地可自由買賣時，就變成兼并了。
到秦漢時代，田地可自由買賣，漢時租稅只收十五分之一之半，租稅雖輕，但農民卻得不到政府的實惠，而兼并者卻得了便宜。因農民向地主繳租要繳百分之五十，即二分之一。後來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政策，即對人民擁有田地定出了最高限額。此後陸續有人提出各種不同的土地政策。到王莽時提出「王田」制，即主張土地收歸國有，由政府重新分配土地。可是全國人民反對，因此王莽失敗了。
三國時天下大亂，全國皆兵。此時已無種田人，土地全為國有，又可推行土地政策。晉代並無好制度，但有「占田」制度，即「限民名田」，規定每戶人民可佔多少田地，即是限止擁田過額。到北魏有均田制，等於古代井田制，至唐代則為租庸調製。
我國大多數時期均主張平均地權，少數時期如漢代只注意商業賦稅，而並不注意土地問題。而唐代卻不注意商業，只重視收稅。但唐制比漢製為佳，因為下屬人民不會太窮。漢代時政府不許人民太富，太窮的則不管；唐代時則不許人民太窮，但可以太富。
唐德宗時，楊炎為相，定出「兩稅制」。其制度之重要處是，不管賦稅制度，而專講土地政策。因租庸調製雖是賦稅制度，但實以土地政策為背景，兩者是相混的。租庸調製的手續十分麻煩，有簿冊，人死要收回田地，要調查、登記戶口，太為麻煩。如戶口冊一亂，此制度便不能推行，故必須改革。中國是有戶口冊最為完備者，但調查困難，故仍易於作弊也。實施兩稅制度，則問田不問人，一千年來推行此政策至今。
古代井田制度是小國寡民，所以易於實施。由於財政制度的牽涉，故土地制度不能徹底推行，而忽略了經濟政策，此為中國歷史上之中心政策。
政府要輕徭薄賦，故行政開支要盡量節約減省。政府有一缺點，即不願人民多出錢，故政府行政經費要減輕，那就使行政手續盡量簡化，因而很多理想的方法只得放棄。兩稅制度之優點，首先是手續簡化，不再收租庸調，只需要單收田租。租額是楊炎所訂定，即先確定每一年政府費用標準之數額，此後即照此數徵收。
唐以前之政府希望社會平均，無大窮大富，政府亦希望租稅全國平等。但兩稅制度施行後，其弊端在於租稅永遠照原來所定，故田租增或減均是相同，遂造成田地租額之不平等。全世界各國均有賦稅與徭役，但中國自唐以後則免去徭役矣！
唐代之租庸調製，賦稅有關土地，徭役有關人身，貢納有關家庭。而兩稅制是一種單一稅制，因手續太簡，後來仍有徭役。宋代王安石有免役法，到明代整頓其賦稅與徭役之法，但失敗原因仍為手續太繁。故理想之政策必須簡單而不馬虎，最好是實行民主及地方分權。
關於國家對國民之賦稅，《墨子》書上說：布帛之徵是家的土貢，即所謂調；粟米之徵是田的地租，即所謂租；力役之徵是身的勞力，即所謂庸。即每一國民對政府應有負擔，但國家給每一國民以田地，此即「為民制產」。中國是把土地、財政與賦稅三者合而為一。
漢制之缺點是土地未有嚴格管制，魏晉時土地制度破壞了，晉時的賦稅名叫「戶調」。唐代租庸調製轉變為兩稅制的原因是因為手續上的問題，中國土地多，戶口調查、田地變賣等問題甚多，因此為了行政手續的簡化，便得想出辦法。
中國學者中有學問的，在古代很容易登上政治舞台，並推行其思想於政治上變成制度，因此可以寫成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按錢穆先生早年時，大概一九三幾年在北京大學教書時曾撰成一冊《中國政治制度史》稿本，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後，本來欲將此稿交給研究所首屆畢業生孫國棟校友整理成書出版，後因孫君行政事務過於忙碌，惜未成事）。但西洋有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因彼等不理是否受官方重視故也。
中國有選賢與能，即今西方之選舉。由於中國地大人眾，故須以考試製度代替選舉制度。
中國欲將兩稅制變成單一稅制，但其勢為不可能，其後須有改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