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一國即一城，城市中必有一市區，中國城市往往是政治兼商業中心。古代的城市，「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凡市，必有一特定之場所，也必有一特定的時間。
所謂「市肆」，「肆」者，陳列之義也。當時之市場到了特定的時間必清場，有的定數天一聚，或逢單雙日一聚。如北京之天橋市場，代表古代形式，有聚有散。城市中之住宅區叫「坊」，買物區叫「市」，古代之市、坊分區而不混雜，一直到唐代。《洛陽伽藍記》一書中，有一市場建築圖。又有唐《長安巷坊志》一書，對於街坊詳細情形有描寫。
唐代以前是特定市區，宋代有城外之住宅區，叫「廂」，其中有駐軍叫「廂軍」。唐代以後有「草市」，不在城市中，而在非城區。因為城市之間每每相隔數十里，故設草市。
宋時遼京為燕京，宋為汴京（開封），此時汴京之形態與宋以前不同。當時有一本《東京夢華錄》，書內有很多經濟資料，內容與今日之《香港導遊錄》相似，說明當時汴京之社會情況已與唐代不同。當時已有行賣小販，街上到處都有商店、酒樓、旅館與戲場，此時的市已無時間限制，可日夜不斷經商，店鋪也成為不移動的了。南宋京都遷移至臨安（杭州），有一部書叫《夢粱錄》，亦為筆記，從中可以知道京都之情形。此時北京之書鋪尚有古代市場之風。
除了市之外，尚有所謂「行」，行業古稱三百六十行，或一百二十行。古代的「行」在市區，一條街往往只賣一種貨，如菜行或酒行等。宋以後之市場不分了，故在市中亦不再分行了。「行」者，唐代以前即表示各市區之列肆，為市區中依類分聚之列肆，市區由各種「行」所構成。到宋代以後，市與坊不分了，仍是同業相聚。「行」仍是有，而變成市了，但並非古代之市，不過是散布在各區域，而非只有特定一範圍為市區了。
我國有行業組織，即行會（公會）。西方中古時期除了有地主、教會和貴族之外，尚另有自由城市，因城市非貴族地主所能管到，因此也有行業組織。西方所有的公司組織，乃是為了商業有保障。西方既有自由城市及行會組織，但與中國的行會組織不同，因中國城市是不自由的，是由政府統治的，但政府亦贊成有行業組織。例如《續通考》載明世宗嘉靖二年所定的市場法中說：「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准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型大小，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 又曰：「諸物行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論罪。買賣諸物，兩不和同，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奸詐者杖。」 此處說明商人不能把持行市，販鬻之徒與牙行亦不能串通為奸，否則當處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