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科舉社會之特徵
唐代並非純粹的農業社會，唐代社會的重點與特徵亦不在商業。中國過去最出名的學者，都是有關地質學和生物學方面的，因中國有廣大的材料，也可有新的發現。
英國學者威爾斯著《世界史綱》一書，主張唐代時之世界史應以中國為中心。他曾採取傅斯年之意見，但並不精彩。
德國曾有一學者，專門研究我國黃河的潰決，但在中國反而沒有研究黃河的機構，實在使國人汗顏。又有一位美國地質學家，在日本「九·一八」侵華時來中國做研究。西洋人以純科學的眼光來看黃河，只注重地形，但中國人知道，黃河並非天生有害。因古代中國崛起於黃河，論黃河為中國人之害只是近代之事。
地是會變的，如香港已今非昔比，又如今日荒涼的隴海路，自徐州至開封一段，過去興盛時出了莊周、張良等人。故研究黃河應知道黃河在歷史上的變遷，研究歷史學還得配上其他的學問。
唐代社會可稱「門第社會」，但並非有大地主，亦非有世襲貴族，此皆為唐代所無。我們可稱唐代以前為「門第社會」，唐代以後為「科舉社會」。
社會興盛時有教堂、貴族和城市，城市得勢後有中產階級。東周自遷移後，諸侯各管天下。西洋人經商是冒險的，是合夥用船，中國人的習慣則是不會合在一起做，社會必須有一中心領導力量。中國社會是由政府管控，故稱「郎吏社會」，科舉是中國社會之特徵。
二、宋代近代社會之特徵
自宋代起至近代可說是近代社會，唐以前可稱為古代社會。
中國社會以農業為本，工商業也很發達。中國特別不同之處，便是有城市，且是均勻散布的。這些城市一面是商業中心，另一面是政治中心。
中國自秦以後，縣城成為中國的政治單位，多數城市自秦代始已有了。城市的物資分發到農村，每一城市的四周是農村，是貨物的集散中心。城鄉互相依託，兩者打成一片，城市是兼為政治與商業中心的。
近代中國之所以窮，是因為外國的商業發達，製成機器調換了我們的原料，故窮了，幾乎要破產。
中國社會是政治（指智識分子）控制經濟。古代農村的士，三冬通一經書，「一冬」指一年冬天的3個月，三個農閑的冬季便可讀通一經。中國少年15歲前學識字，《尚書》二十八篇、《詩經》三百首、《易經》六十四卦、《禮經》及《春秋》等，即15年可通「五經」，到時這青年尚只有30歲，即可應考做郎吏，甚至可以做宰相。可見中國社會非封建，其實這道理今天還用得著。
做了宰相，年入2000石，但一個家庭一年用不完100石。由於宗法關係，做官的一家就會有獨佔性了。由於有獨佔性，所以有了郡望，此即唐代的門第社會，即是由農村出了郎吏。
有的門第有傳至一千年以上者，如山西聞喜裴家，儘管到宋代時已非門第社會。顧亭林先生曾去山西裴村，裴氏家族已有數千人，所以顧亭林說，封建勢力可利用來造反。
三、宋後中國農村新體貌
宋以後的中國農村比起從前已有很大的變化。中國古代是封建制度，農村隸屬於封建貴族。到封建制度崩潰，貴族消滅後，即變為士農工商的新社會，農民不再隸屬於貴族，變成了自由農民。
農民一家通常是五口至八口，所能耕之田最多百畝，其收入是有限的。因此農民的經濟永遠是不寬裕的，遇到疾病、死亡或災荒就糟透了，只好出賣田地，因此就有兼并和剝削產生。政府原收三十分之一的田租，但買田者要他二分之一的田租，其中三十分之一繳給政府，則田主不勞而獲即可得三十分之十四（即十五分之七）的田租。
漢代的郎吏政府，智識分子獲得政權，做到2000石俸的高官，用來買田地，敬宗恤族，建立了「家族社會主義」。凡同姓中有窮困的，均予以周濟及教育之，因此此家族中就可不斷有人進政府做官。此家族愈來愈富，這種新興的士族階級即稱「門第」。
從上述自由經濟社會中產生的地主，不能稱「封建」。門第成為有郡望的，大門第普遍存在於各鄉村，即是新的門第社會，舊的貴族社會亦有大貴族在農村。
提拔人材可有下列多種方法：一是教育，二是服務，三是選舉，四是考試，五是任用，六是升黜。中國當時只有一間太學，起初只有數十人，後來東漢時有3萬人了，進太學讀書已是一件麻煩事。讀完書出來要經過地方政府選舉，但因為門第間互有關係，因此政權便永遠操在幾個大門第的手中。這便進一步助長門第，因此門第常可獲得進學及被選做官的優先權，而沒有平流競進的形勢。唐代一確定科舉制度，可以自由考試，門第就垮台了。
四、唐宋明之考試製度
按照中國歷史來說，應該是從封建社會經郎吏社會、門第社會再進而到科舉社會。科舉制度歷經唐、宋、元、明、清數代，參加科舉考試即可進入仕途，亦即可參加政治。
考試是自由報名，公開競選（商人除外）。唐代的考試如考一首詩，但出的題目很偏僻，要讀書多，由考試的成績即可察出該考生之志趣、聰明與見識如何。
唐代有位青年叫王播，因家窮而住身寺中，逢寺院打鐘便知是吃飯時間到了，便去吃飯。後來和尚為避免王播去吃，便改變了打鐘方法，不讓他去吃，王播作了一首《飯後鐘》的詩譏笑之。後來王播中了進士，做了宰相，該寺僧便把王詩用絲絹罩住，加以保護。此即所謂十年寒窗，一舉成名。
宋代范仲淹幼時家亦窮困，父早亡，母改嫁，後父姓朱，他進入寺院求學，「斷齏劃粥」。後來苦學成名，做了副宰相，恢複范姓，有二子，同穿一長袍在寺中讀書，後來亦做大官。後仲淹首創建立「義莊」，凡本族窮人子弟均可得到供養。直至民國初年，到處仍有義莊，稱為「范朱遺風」。
到了清代，設立各級考試製度，有縣試、府試、省試和殿試。可以說，中國的社會有變動而無階級，亦無大貧大富，此為其優點，但亦有其科舉社會之缺點。
唐代之科舉制度分「明經」與「進士」兩種，「明經」是考經學，「進士」是考文學（即詩賦）。應考者要三代身家清白，做生意的並不包括在內。考試及格叫「進士及第」，考試由禮部主持辦理（禮部即如今日之教育部）。進士及第後尚須由吏部（即今之內政部）再復考一次，要考試公文，併兼考其健康與品貌等。宋代則僅考「進士」一科。
明代以後有縣考、府考，因參加考試者太多了。縣試通過者叫「秀才」，省考考取者叫「舉人」，然後再由各省推舉若干人，有特定的限額，乃是看各省的文化程度高低、賦稅攤派多寡來決定名額多少。中了進士的要在中央再讀三年書，殿試的首三名，首名為狀元，次名探花，三名榜眼，當然成為翰林，最差的進士則可做知縣。考中進士的可上進士題名碑，此碑放置在北京國子監。當時鄰邦中的安南、朝鮮等國最為佩服中國，常仿效中國文化，如安南也有國子監，也有進士題名碑。
中央設有翰林院，其中有編修、檢討等職位。考中進士的入館三年，由翰林教導之，三年散館後再考，考試成績好的可進翰林院做翰林。各省的主考官是由中央的翰林院派翰林去監考的，有進場、朱卷、謄卷等名堂。翰林是清望之官，薪俸並不多。翰林做過幾次主考官後，就可做侍郎（相當於今日的部里次長）、巡撫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