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南北朝到隋唐的海外交通
唐代有三個重要的制度：一是科舉制，是有關學術文化的；二是租庸調製，是有關農、工、商的；三是府兵制，是有關戰鬥和軍兵的。
其實，中國自古就不閉關自守，也不夜郎自大。南北朝時，北方外國人多，此時有佛教流入，由於對外交通極盛，路有兩條：一為從甘肅進入玉門關，為中國與新疆（西域）間的交通，張騫曾經由蔥嶺到達波斯，其隨從者曾到過地中海。當時羅馬有了中國的絲織品和玉器，我們賣出的是人造物品，從外國買回來的是天然物品。西漢時有張騫，東漢時有班超，張騫到新疆後，才知道還有印度。另一條為從四川到雲南大理，再出而至暹羅及印度。漢末大亂時，北方人逃到南方，黃河以南的人渡海到達安南（即東南亞）。
南北朝時已有外國人來華通商，經濟、文化各方面均有來往。到了隋唐時，國人對海外的地理知識已很熟悉了，如隋代人裴矩作《西域圖記》，書中說明自敦煌向西出去有三條通道，又如唐人賈耽著有《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皇華四達記》及《海內華夷圖》等書，都與世界地理有關。清人吳承志也讀到賈耽記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及地理知識的書。又如玄奘法師，原姓陳，他從隋末出國，到唐初回國，著有《大唐西域記》。梁啟超曾著《一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一文，均有談及這些史實。
關於海舶方面，中國的海上交通亦很早就有。《論語》中云：「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孔子已講到國人可自由去海外了。戰國初吳國攻打齊國是自己造船舶，從上海直航煙台。秦代時，秦始皇派徐福帶一班童男童女乘船去尋求海外三神山，徐福後來不再回來，住下來之地方叫「夷洲」。三國時代已有大批人由海路去安南，可見中國航海事業很早就有。
三國末年晉國攻打吳國時，吳有長江天險，晉於四川造船而下，一條船可載2000軍隊，尚可在船上騎馬，可見船之巨大。東晉時盧循（盧是海盜）作亂，根據地在廣州，是從海路而上去攻打江蘇，是用八槽艦，船有四層，高十餘丈。
隋時楊素造五牙艦，船有五層，高百餘尺，《通俗文》中云：「吳船曰艑，晉船曰舶，長二十丈，可載六七百人。」《字林》云：「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舶，崑崙及高麗皆乘之。」一條船的容量，大者可載萬斛。
貞觀二十二年七月，唐太宗伐高麗，在沿海造船，船長100尺，廣50尺，準備次年去攻打高麗。
「舟船之盛，盡於江西，編蒲為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開巷為圃，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 有人作此小說文章，可以想見唐人的商業盛況如何矣！又有劉夢得（禹錫）的《夜聞商人船中箏》詩云：「大艑高船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弦。揚州市裡商人女，來占江西明月天。」也說明此時江南揚州的遊船是如何的龐大了。
二、唐代的海外貿易
唐代一開始，海外交通便十分頻繁，已形成了國際局面。當時已有域外交通，這域外交通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西北的陸路交通，一是東南的海上交通。
東晉南朝時，有很多外國宗教徒來華，主要是印度的佛教徒，北朝時佛教很盛。
東晉時已有海上的軍事衝突，如著名的海盜盧循搗亂。
宋、齊、梁、陳四朝，海上交通極盛，說明中國並不閉關自守。
南北朝時，我國自稱蠻夷，卻稱印度為世界文化之中心。
隋唐時代出了很多地理學家，如隋之裴矩、唐之賈耽等均是。
中國人的海舶及海上交通的發展早於西方人，至於內河交通，《舊唐書》中云：「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指四川和襄陽），前指閩越（越指粵），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貨往來，昩旦永日。」 陸上交通叫「關」，海上交通叫「津」。我國在中古時期的海陸交通已非常發達，但西方在此時期的交通則未能如此發達。
以上談到海上交通，便可想見唐代的商業是如何的發達了。並且我國早有發明機船，在南齊時已有了。當時有祖沖之造出千里船，可日行百餘里，有人形容此千里船「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
說起祖沖之，順便一談。近人陳寅恪用「孫行者」之名來對「祖沖之」，但亦有人對以「胡適之」（按錢穆先生講到此處，順便談起一件趣事。當他18歲時，在家鄉一小學教書，有一位同事造了一隻船，可以用腳踏划行，可以說是一位現代祖沖之，一笑）。
唐代李皋做洪州（南昌）觀察使時，曾造成戰艦，可挾兩輪合蹈之，愬風破浪，疾如掛帆。
宋代有楊么在洞庭湖為海盜，他曾駛駕載軍隊的輪船。宋將亡時，宰相賈似道家中亦備有用機器踩踏的船。
又有王彥恢，曾製造飛吊戰艦，船下裝四輪，每輪有八楫，用四人管四輪，可日行千里。
談起早期的，則有諸葛亮造木牛流馬。更早期的則有墨子做木鳶，但此木鳶不能控制。
這裡只講說中國造的船已有機器，並不說明中國的科技發達，而是說明當時船的需求大而且要行走快捷，這只是證明當時商業的發達和興盛。
三、唐代的市舶使和貿易港
唐代開始有市舶使。宋末蒲壽庚曾做市舶使，日本人曾為他寫了一本書，為全球研究東方歷史者所傳誦，此書說明了宋代的海外商業。但在中國歷史上，市舶使只是一小官而已，為我人所輕視。
談到貿易港，我國最久而最著名者厥為廣州。廣州為了不起的大港，當時孫中山先生主張開闢黃埔港口岸，以截斷香港。唐末廣州有龐勛之亂，此時廣州已居住很多外僑（回民最多）。
當時中國的海上貿易除廣州外，尚有交州、杭州與泉州。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時，有一部「二十四史」，可說是重視學問的。當時孫中山主張在杭州灣開闢一港，以阻截上海租界的外國人的利益（按錢先生說，他年青時崇拜孫中山，無錫的一位友人送他一本「三民主義」的書，但他並不愛好政治活動）。
唐代時，揚州亦是一主要的貿易港，有詩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又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 。因此一般人都很喜歡揚州。據新舊《唐書》記載，揚州有一次大亂，商胡（波斯人等）死者達數千人，見《田神功傳》。
唐代開元年間有位小官李勉，後來官至宰相，他曾沿汴水至揚州、睢陽（當時睢陽亦是一大商埠）。當時有位患病的波斯商人乘坐李勉的船同行，此病人十分感激，對李勉說，他是波斯的王族，家有三兒子會來探望他。船經泗州時，說失去一珠寶，如有人復得者可得大官。後來此人死了，將他埋葬，此人將此珠置於口中，李勉尋訪其子，後來終於找到了。這說明中國在當時已是國際上珠寶古器的集散地，也可見唐代當時商業之盛、資本之豐厚。如要看此類唐代故事，可看《太平廣記》，此中許多小說有新材料在其中。
四、唐代的商業
外國人在華經商，在法律上是有治外法的。《唐律疏議》中有一條說：「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中國人的文化觀念實較國家觀念為重。如波斯人與阿拉伯人鬧事，則按照中國法律處理，若是同一國人犯法，則依照該國之法律處理，可見我國之寬大。
至於外僑遺產如何處理，有《新唐書·孔戣傳》記載道：「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戣以海道歲一往複，苟有驗者不為限，悉推與。」
當時外國人來華者甚多，故訂出條文。至於藩漢通婚，《唐會要》中載貞觀二年有一敕曰，外人娶華女為妾者，不許攜回。可見唐太宗貞觀時已有此制度。《資治通鑒》中有一條說道，安史之亂後，回紇人來長安的極多，不許其穿著中國服裝，以免與華混淆。《通鑒·唐紀四十八》「貞元三年條」云：「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可見我國亦不禁藩漢通婚。
當時的商胡亦有在華任官的，也有做盜賊的，也有從商的，是為「胡賈」，可見在華的外國人極多。我們如看《太平廣記》，便可找出許多此類材料。商胡的行蹤很廣，有洛陽、廣州、揚州、長安、鳳翔（扶風）、永修（建昌）、南昌（洪州）、睢陽、蘇州等地。由上可見胡人來華經商主要是在廣東、江蘇、江西及長安、洛陽等地。
唐時尚有外國人在華開展覽會的。當時有外商各獻出貴重之物以作比賽，有一胡商展出明珠四粒，中有直徑達一寸者。
當時在酒店中亦有胡姬（酒家胡）。此外尚有崑崙奴，多為南洋一帶人，膚色深黑，每一家富戶都雇養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