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漢代輕徭薄賦
所謂「徭」「賦」者，「徭」是役，「賦」是田租。漢時的人貧富不均，當時有「貨殖」與「遊俠」兩類人，後者則為不正當的奸利，因此有一部分人出來主張重農抑商。商人代表社會上的資產階級，農民則為勞動者。晁錯屬法家，董仲舒屬儒家，他們均主張重農抑商。
董仲舒是一種「軌物主義」，即主張經濟生活應有標準與限度，人的生活不能高過某一水準，不然生活會趨於不道德與驕縱，但也不可低過某一標準，否則便不能過活。以「禮」為標準和準則，此即西方人的所謂「法」，高於或低於某一特定標準的人，便無法再施以禮樂教化。故經濟要有一限度，要納之於軌物，使合於一標準。此制在漢武帝時就正式推行，其中最重要之一項為鹽鐵國營。
由於鹽鐵為每一國民所必需，故不讓私人獨佔，否則會出大毛病，因此鹽鐵要由政府官賣國營。這政策可合近代歐洲之國家社會主義，由國家來統制辦理是合理的。中國在兩千年前即有此種政策，且自漢至清代，政府對某幾種商業是永遠控制的，特別是鹽，有鹽政，鹽務由專人管理。此為中國不能產生大資本家的原因。
又如當時運采，由南方至北方，名叫漕運，政府有專人管理運輸。
中國古代有耕地，但有一種非耕地，為不開放的禁地，包括山澤。非耕地也開放而抽稅，政府設置二機構來處理這些事務，即為：
大司農——管理收耕地的稅。
少府——專收山澤的稅，為王室所用。
故中國並不似法王路易所說「朕即國家」，因皇帝與政府的財庫是分開管理而使用，即「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是不專制的。
二、漢代之經濟政策
漢代之經濟政策很切合當代社會主義之模型。
井田制度實施時，土地所有權在貴族（包括耕地與禁地，禁地包括山林池澤，為虞、衡所管），後來土地所有權轉移，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於是有了兼并，成了「耕者有其田」了。政府認地不認人，只收租稅，這只是指耕地而言，但禁地的所有權並未轉移，有人私入禁地去謀生，叫做「奸利」。開始時政府稱其為盜賊，因不易除滅，故設立關口向其徵稅，但這些禁地仍屬貴族。
農租是政府的收入，是公的，由大司農管；商稅是皇家的，是私的，由少府管。可見兩千年前的政治已很進步，即在經濟上，兩者已分開了。
當時人們以為農租大，商租小，但事實不然。如封於江蘇的吳王，一方面有海水可煮鹽，一方面有銅礦可鑄錢，叫做「吳王錢」，因此吳王極富有，比漢皇室還富，因此要造反了。
漢武帝一攻打匈奴，大司農的錢用完了，但政府制度不能改變，稅收不能增加，因為祖宗的法不能改，因此漢武帝將皇家私款捐出來，並號召大家慷慨捐輸。當時有卜式響應武帝號召，慷慨捐輸。卜式原來是牧羊的，武帝即令其在上林牧羊，羊養得很肥，武帝問其故，卜式答道：「管理政治也不過如此。」後武帝封其官至九卿。但當時亦有富人不肯捐輸的，武帝就說，山林澤海均是皇家私產，下令收回，自己燒鹽開礦來捐給政府。於是燒鹽處派鹽官，鑄鐵處派鐵官，因此鹽鐵商人失敗了。
漢武帝時的鹽官可能專賣的性質多，國營的性質少。
漢昭帝時的政府召集各地代表開大會討論鹽鐵政策，中央出席代表為大司農。其中有一代表將所討論的事項記錄下來，即是桓寬的《鹽鐵論》，一直留傳至今。
武帝鹽鐵政策的背景，起自農租與商稅，可與今日之經濟政策會通比較。民間反對鹽鐵國營，因為當時人民無法找到鐵制的小型農具，但最重要的是反對其經濟理論。
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中說，經濟政策有五種：
（一）太上因之，
（二）其次利道之，
（三）其次教誨之，
（四）其次整齊之，
（五）其次與之爭。
其中最高的政策是「因之」，即完全放任。「利道」者，是開了利來領導它，政府從旁協助。再次是「教誨之」，光是教並不好，因政府的智慧有限。「整齊」是一種計畫經濟，使一切經濟事業齊頭平均發展。「與之爭」是政府搶民間的生意，即是與民爭利，一切產業與生意全部為公。
太史公的理論是根據心理學，因大家都為自己，故最好讓私人自由。此理論為針對鹽鐵政策而發，這是道家思想，但不反對物質文明。
晁錯是法家，主張重農抑商；董仲舒是儒家，講教誨，講禮。
自封建制度破壞後，中國有士農工商四民。戰國時期出了兩種富人，當時富的條件要靠人力，耕種、製造、買賣、運輸都一手包辦，造成的兩種富人為《貨殖列傳》與《遊俠列傳》中所說的。等到實行鹽鐵國營，政府講法治，上述兩種富人均被打垮了。即戰國時期有四民，秦漢時期工商人發展太快，武帝時給工商人以打擊，但農人永遠沒有變。
三、漢代之讀書人——士
士在戰國時叫「游士」，是活動分子。到了秦統一中國，士不能活動了，活動範圍狹小了。
戰國時代禮賢重士，社會自由發展而產生工商業，因此跑出遊俠與貨殖兩種人。
漢代仍為四民社會，但以商人最為活躍。等到武帝用經濟政策壓迫商人，商人、武人無地位了，於是武帝重用士。自此以後，秦始皇以前的貴族政權沒落，漢高祖時實施平民政權，故武帝時成為「士人政府」，此後一直到清代均如此。
讀書人做官年俸2000石，等於大地主（以100畝可收租3石計，要七八萬畝地才能收到2000石之數）。當時對商人有苛刻的條件和限制。漢代有兩種制度，一種是「算緡」，此是一種資本稅，由商人自己呈報，叫「自占」。即有2000錢資本者，政府要收120錢，這是營業稅而非所得稅。如不呈報或呈報不實者，可由別人告發，而全部財產充公，其半數則送給告密者，稱為「告緡」。這是一種壞制度，近代孫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有點近似於仿效此法。
自漢武帝時的士人政府開始，士正式成為四民之首。當時晁錯所採用的重農抑商政策，是以政治領導經濟，以學術領導政治（美國以學者身份做大總統的可以說只有威爾遜一人）。
綜上言之，春秋時期是封建社會，戰國則是變動的時期，到了漢武帝時則變成士為四民之首的社會，當時有言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由於限止商人，故不能成為資本主義。但戰國時已有商業，中國的絲織品，當時曾推銷到歐洲羅馬去，但不能過分發展。
從前的社會分為貴族與平民兩種。貴族宗法是由長子永遠世襲卿位，其餘次子中有做大夫的，大夫位置亦永遠由長子世襲，大夫之次子則為士。所謂「敬宗恤族」，即大宗要永遠照顧到其他各族。
《大學》中所說的「齊家」是指千乘之家，非指五口之家的小家庭。當時大家族中沒有人生產或做工經商，而養有大批奴隸。
到了漢代，都是小家庭了，不是宗法的，而變成經濟的了。有錢可僱用奴隸，如有800名奴隸幫其做事，但這800人均各有家，因為付不起人口稅而逃避政府，政府只向地主收取，且是加倍收稅。但這些奴隸與羅馬的不同，是自由的，是商業團體合夥的夥計而已。但人的聰明才智各有不同，並且努力的程度不同，故又會分出高下，那是必然之事。這是天生的、自然的不平等，所以有所不同了。
四、漢代以下之士族
春秋之學在王官，戰國時期則是社會私家講學。漢武帝以下，有國立太學，郡國有地方學考試及察舉。
春秋時代，宗教與學術不分，宗廟即是學府。當時的學術，貴族反而不及平民。到戰國時代有先秦諸子出，有私家自由講學，當時稱為「游士」，但沒有學校。漢武帝時開始，中央有國立太學，地方上的郡國有學校，縣亦有學校。漢代時有國家辦學校，有考試和選舉，年齡到18歲的可由地方保送至太學讀書，即成「太學生」。太學中的講座先生叫「博士」，一年可畢業。應試者可選甲科或乙科，甲科畢業的可做郎，即擔任中央侍衛；乙科畢業的做吏，可擔任地方行政人員。
郎分發出去任各級長官之前，均須先在皇宮中做侍衛，然後再分發到各地方去做官。如果任吏的成績優良，便可受察舉而做郎，每一地方每年可察舉一至二人去中央政府做郎，可見政府官員都是從郎中加以選任，這便稱為「士人政府」。所以自武帝以後，中國讀書人（即士人）的地位提高了，中產階級的農、工、商地位亦不如士，軍人不再打仗，出路沒有了，貴族也沒有了。故這個社會可稱為是士中心的社會，是由士領導的社會，由漢代直到清末，都是如此。
今日的社會已在變型中，後果則不可知，是照中國原來的傳統呢，還是照資本主義抑或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