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只有農、工、商，但並沒有中國之所謂「士」。士為四民之首，《戰國策》與《管子》等書中已有四民連在一起的稱謂。西方人有牧師、武士、律師等，但並無中國的士。
西方的封建時代只有貴族與平民，等到西方近代城市興起了，才有了中產階級。中國之士非中產階級，而是社會的領導者。說士才是智識分子也不妥，因農工商也可接受智識。讀書人有其品格（流品），《論語》中說：「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讀書人經考試及格才能任官，且是照地區分配，故與世襲的貴族社會並不相同。
中國的政權，由士人任官，是一種士人政權。
中國人有任何宗教，但也可以說什麼宗教都沒有。教人民的是士，做官的奉公守法。
總之，中國是四民社會，包括宗教、政治及社會。教主是孔子，教育出很多士人，因此孔子在歷史上極為重要。
社會有時是變型，有時則是成型，但兩者並非絕對，不過是較變動或較穩定而已。
自井田制度破壞後，有自由的農民、工人、商人與學者。學者在當時社會勢力很大，可影響到整個世界（按此乃指中國當時各諸侯國）。例如魯仲連，當時各國欲尊秦為帝，但魯不同意，故不帝秦。魯只是平民，只是一學者身份，但可影響國際的政策，可見學者地位之高。當時學者地位一般來講是很好，如孟子有「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等於當時貴族，但這些學者只是靠諸侯供養。
又如王斗，他見齊宣王時，王說：斗前！斗說：王前！旁人問：士貴乎？王貴乎？斗答：士貴，王不貴。聞秦有命令，誰取齊王之首有賞，但同時命令秦軍至齊時不許摧殘柳下惠之墳上一根草，可見士貴。
又如孟子，有一次欲見齊宣王，齊宣王亦欲見孟子，召之，孟子生氣說不能去，又命仆驅車外行，孟子卻到別處去。只是說明王有事不能召他，要親自見他。
士人很貴，但無生活背景，亦不事生產，只由貴族供養，但社會地位卻很高。
漢高祖是平民出身，他得天下後，不愛重士人，故其政權人物都只是些他原來手下的平民和軍人，當時士人地位即不高。在古代社會，士人與商人不能嚴格分開。漢高祖輕視商人，而當時之社會已走上一商業社會之道路。因農民種田之出產有限，只能養一家，商人則無限，可發大財。
太史公《史記》中之《貨殖列傳》說及漢朝之生意，太史公稱經商者曰「素封」。因戰國時各立王，王所封出的稱「君」，如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等。戰國時已取租稅，此種被封之君叫「封君」，一戶有20萬資本，當時封一貴族（君）可得1000戶之租稅。太史公認為一位經商者所得之收入，與封君之收入相同時，此商人即等於封君，故稱之為「素封」。太史公計算，養250匹彘，一年亦可得20萬資本（公孫宏家亦養彘），就可生活了。又如養魚、種棗樹，太史公均加以計算，如種1000株粟，種竹則1000畝等等。太史公所記述的，可分類為：
（一）食品：醬油、米、鹽、魚等。
（二）工藝品：木、銅、竹、鐵器等。
（三）原料：革、絲、紵、藥草等。
古代經商者，例如一種橘者，收、送、裝運、推銷均由其一人經管，故需要很多人手。
漢代貨幣，「一金」即一立方寸的金，等於一萬錢，即兩種貨幣是一與萬之比，比數極大。
當時最高的官俸是一年2000石，但平常八口之家只有100石收入，尚要除去賦稅。在衙門做最小的職位得俸100石，可當作一種田人看，但不必繳租了。漢代規定的賦稅是十五分之一，但實際徵收的稅只有三十分之一。兩千年前，中國人已知道規定一律平等的賦稅了，為世界各國所無，且賦稅極輕。
後來漢代人覺得收入100石不夠開支，漢代除租稅外，尚有服役，即義務勞動，如不願服役，則每200文錢可代一役。此外尚有人口稅，如不能負擔人口稅時，則他自己可以把公民身份賣給貴族（富翁）為奴，該富翁則加倍為此人付人口稅，為240文。這些為奴的為主人做事，如去外地運送、推銷貨物。這些人生活極好，衣絲乘車，做事很能幹，女奴則著華服唱歌跳舞以娛嘉賓。
但有的人不肯為奴，因此有「亡命」，即由有登記的甲地逃至乙地，負擔就逃避了。當時並無旅館，但當地有一招留的人，此種人叫「俠」，由俠窩藏包庇亡命者，如被政府發現，則一同受罪。這些亡命者為報答主人，就攔路去搶貨財，並燒炭、鑄錢，或盜古墳、養魚等，從事一種不正常的生產，地方上不敢幹涉他，因他們人多勢強，這些主人即「遊俠」。如太史公撰有《遊俠列傳》，且特別注意其中的大遊俠郭解。有一人住在郭解附近，但輕視郭，並用眼斜視，但出不起役錢，不過並沒有人要他服三年勞役，原來是郭君替他出了錢，這人才受感動，才尊敬郭君。
漢文帝極為儉省，當時眾官員亦儉樸，皇后的服裝還不如待出賣的女奴的衣服美，可見當時社會之奢侈。後來戰亂時，甚至有皇族的人向富商借債。
漢初社會富有活力，如近代西方一般。但中國人覺此種生活並不安頓，因此到漢代以後，士再抬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