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在中國經濟史上是一個特別的課題。這是西方國家所沒有，而中國獨有的一個問題。漕運就是水道運輸，中國在古代時，漕運的問題不大。如西漢初年，《漢書·食貨志》記載，每年只把山東之谷400萬斛運到長安即可。
三國鼎立時期，直至南北朝對峙，大家各自立國，亦不聞有南方之糧運往北方之事。
隋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四年開永濟渠。他把北齊、北周與南朝的鼎立形勢打通，東南東北，大興水運，並非北方需依仗南方之糧。到了唐代，因江南戶口日多，租調日增。將南方租調輸送北方京師地區的漕運，就逐漸受到重視。
唐玄宗開元年間，南方的糧帛經長江彙集於運河要衝的揚州，再渡淮河，入汴水，經通濟渠到黃河口而入洛水，抵達京師。開元二十二年時，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凡三年中運米700萬斛。此一時期，北方需南糧仍並不甚殷，直到安史之亂起，由於河北、山東等地藩鎮割據，租稅不入中央，唐室的財政遂依靠南方轉為殷切，自長江入黃河的漕運，遂成為軍國要事。
唐肅宗時理財名臣劉晏，便因能整理漕運，使南糧順利北運而名噪一時。唐朝一節已有較詳敘述，此不贅。
到宋代建都汴京，主要是為了方便漕運。按照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所定製度，當時的漕運有四條路線：
第一條是汴河線，即將江蘇、浙江、江西、湖南及湖北各省的米300萬石及菽100萬石，自長江運入淮河，再轉運到汴京。
第二條是黃河線，即將陝西之粟50萬石及菽30萬石從三門、白坡經黃河運到汴京。
第三條是惠民河線，即將河南、安徽地區的粟40萬石及菽20萬石，從閔河、蔡河運入汴京。
第四條是廣濟河線，即將京東之粟12萬石從五丈河運入汴京。
北宋時代賦稅偏重於南方，自上述漕運可知。宋初歲入1600餘萬緡，為唐代之兩倍，至神宗熙寧時已達5000多萬緡；至南宋，更增至6000餘萬緡了。
元代建都燕京，但米粟的供應仍然是靠南方的江南地區。元代是用海上漕運。海運雖秦代已有，唐人亦有將東吳粳稻運上北方幽燕地區，但大規模的海運當始自元代。
元代海漕以30隻船為一綱，以大都船900餘艘，運漕米300餘萬石，有船戶8000餘戶。每綱設押官二名，行船時招募水手，先在揚州受訓，設專官加以教習。
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曾海運250餘萬石，其後增運至350餘萬石。
總計元代歲收各地糧數為：
總計以上各地糧數，遼陽、河南、陝西、四川、甘肅、雲南及湖廣七地尚不及江浙一處；而江浙、江西、湖廣三處合計，恰為其他七處之一倍，可見元代依賴江南米粟之殷。
明代漕運歷經五次變化。先是明成祖永樂元年開始用河運，兼用水陸，自淮河運入黃河；永樂四年開始用海陸兼運之法；十三年開始用支運，即先將江、浙各府之糧撥運到淮安倉及濟寧倉，以3000艘支淮安糧運到濟寧，以2000艘支濟寧糧運赴通州，再以浙、直軍、京衛軍及山東、河南軍分別接駁運到京師，每年四次，可運300餘萬石，謂之支運。後曾增至500萬石。稍後改兌運，即先由民間運至淮安、瓜州，再兌與衛所官軍運京師。最後一種成為永制，叫收兌。先令里河官軍運赴江南水次交兌，再由官軍長運，所運船隻在天順以後，定數1萬1770隻，官軍12萬人。當時北糧只有南糧的五分之一。京師全靠南糧供應。
清代漕運，定額為400萬石。各省漕運原額，約為南四北一之比。但乾隆十八年時，為南八北一；四十四年時則為南十北一，可謂仍是依賴南糧為主。總之，歷代南糧北運，為國家每年之大耗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