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人民繳納田租外，尚有當差及徭役。不必當差的有鄉官、吏胥（吏胥是在衙門當差者）及生員（生員可升任鄉官）。據顧炎武先生的《日知錄》記載，一地之生員多，田畝多，民間的派差就重；即生員多田愈多，民間派差愈多。於是要求生員「寄田」以逃避賦稅，「詭寄」者，即將田集中寄在生員身上以避稅也。
明代除「詭寄」外，由於田多役重，於是又有一種稱為「飛灑」的，便是將自己的田畝分散寫入別人的名下。行使這種勾當，首先得與衙門中管魚鱗冊的勾結買通，又稱為「灑田」或「灑糧」。由於將田分別飛散在別戶身上，所以亦稱「飛灑」。
由於「飛灑」作弊，因此有100畝田的農戶須繳納130畝的田租，富人的田就分配在忠實誠樸的農戶身上而受了欺騙。
「詭寄」與「飛灑」的情形直到民國初年仍有存在，造成了人與田永遠無法準確劃分登記的現象。
還有一種「虛懸」，意即把田懸起來了。由於賣田者花樣多，故弄玄虛。買了田的，糧仍沒有過，田賦卻由輕而轉重了，造成了很多麻煩。
以上這些弊端，都是經濟解體以後所發生的現象，由於社會欠缺組織，造成散漫無法紀。
現在中國社會的缺點是平鋪的，無力的，已經沒有頭腳輕重之分。組織無法有秩序的推行各項政令，造成了陽奉陰違的現象。
明代尚有承襲元制的「賜田」。明憲宗時，沒收太監曹吉祥的田地成為宮中莊田。明孝宗時賜給皇室勛戚的莊田凡3萬3100餘頃。世宗時，賜田已達20萬919頃28畝。至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賜福王莊田多達4萬頃。此項莊田，租重而騷擾大，為害北方農業之進展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