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開國之時，已距唐德宗行兩稅制有180年。此時之社會已大變，故制度亦隨之而有變更。
宋代實行的是均稅政策，已非均田政策了。由於自唐德宗以來的180年中，土地未能詳確整理，耕田有多少畝已失統計，宋代政府為欲使人民公平分擔田租起見，勢必重新測量土地，丈量準確，務求租稅平均，於是推行了一種「方田制」。
方田制的發明人為郭證與孫琳。歐陽修任知縣時已行過此法。「方田」又稱「千步丈量法」，其法是：自東到西劃一直線，長1000步，自東到北，亦劃一直線，亦長1000步。成為1000步之正方形，稱為一大方。其四角豎立石制大標竿，即所謂華表。
一大方的面積是41頃66畝160步。但古代稱為萬畝 。一大方內之100步見方稱一小方。小方之四角插竹為標記，計為41畝16步。古代此一小方則稱100畝。
故按此方法甚易計算田畝。於是將過去報少田畝的增加之，報多者減少之。因此有田130畝或70畝者均當付出所當付的田租。此舉對貧苦者有利，對兼并者則不能再逃漏田租。
歐陽修先在滑州（在今河南省）推行方田制，並主張此制應推行於全國。但實行時，弊端百出。因地方上有勢力者舞弊，丈量土地更不公平，因而將130畝變為70畝，將70畝變成130畝，使歐陽修放棄了主張。
接著，較歐陽修年輕的王安石在浙江鄞縣（今寧波）推行方田制，結果推行亦不理想，但王安石堅持繼續推行。歐陽修並不因王安石貴為丞相而附和推行方田制，因當時有勢力者將田畝以多報少，使窮苦大眾吃虧，造成了不公平。
司馬光、歐陽修是史學家，講求現實，所以不再主張行方田制；但王安石只學經學，並非學史學，故較偏重於理論，而不太重視實際也。
中國之賦稅制度向有勞役與租稅。漢代之勞役為「更」，唐代則稱「庸」。漢、唐均可用錢代役。唐代以後仍有為政府服役的，但總的來說，歷代勞役與租稅兩項中，似較偏重於租稅。
宋代之役，與漢、唐之更、庸不同，最重要的是一種「衙前」的官役。宋之「衙前」，由鄉中富有大戶充任。大戶一當上「衙前」，往往不出三五年便可傾家蕩產。由於方田制政策，使小戶吃虧；而大戶因擔任「衙前」，亦足以瀕臨破家，因此使農村陷於破產邊緣。
宋英宗治平年間，司馬光曾論及「衙前」這個職役。大意是：過去民間有里正之役，人民已經感到相當辛苦。現在改置鄉戶衙前，選出鄉中最富有的鄉戶擔任衙前，但實行了十年以來，卻使人民愈益窮困。從前的里正，尚可以輪流服役，休息的仍可做其私人營生，但衙前卻是一概差遣，充任重役。如非家產衰落，則永無休息之期。且此制亦非抑強扶弱而對平民有利，因為當富者破家蕩產時，則難免要輪到貧苦者。當時的農村一般現象，農民只求三餐溫飽，並不願亦不敢再事積極努力於農事之生產，已不再多種一桑樹，或多養一頭牛，亦不敢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不然，街坊鄰里便當你是富戶，要被指定為衙前了，因此亦不敢增加一塊地，或修葺已壞的房舍，實在是怕當上了「衙前」。
司馬光說上述這番話時，北方人是無法忍受服勞役的。因為當時的「官戶」和「客戶」都不必服役，但「官戶」與「客戶」都是北方多於南方；兼且當時的北方社會，一般說較南方貧困。事實上，南方人當時也負上了較重的經濟擔子。因此，由於北方有財力的不多，輪到差役的勢必更為頻密。例如南方富鄉比貧鄉有較多富戶，富戶多則按年輪流服役，相隔年數較長，易於休養休息；北方富戶較少，則輪役自然較密，其生活更為艱苦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