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絲織業北早於南
耕而有粟米，織而有布帛，為國家租調兩大類。
中國發明蠶桑事業甚早，但最先是北方。春秋時代，北方地方地名用桑字者，散見各處，便是證明。到漢代，絲織物盛產於黃河流域一帶，如山東之臨淄，河南之襄邑，其產品已超越手工業之上，故有「兗豫漆絲絺紵」之稱；當時四川產蜀錦，亦極有名。但此時江南地區則仍不見有蠶桑事業。
北魏均田制中設有桑田，證明當時種桑養蠶調絲織布，是北方農民極為普遍之生產事業。《顏氏家訓》中說明河北婦女之紡織工藝，優於江東人士。
隋代以清河絹為天下第一。清河地處今河北、山東一帶，故產絲仍在北方。唐代產蠶桑的地區調是絹絁，產麻的地區調是布。開元二十五年，令江南諸州用米代替調布，可見當時江南諸州尚不為桑土。又令河南、河北不通水利處，改用絹代替納粟。
當時越（浙江）人的機織，亦是由北方傳授而得。李肇的《國史補》載：當時越人不識機杼，薛兼訓為江東節制時，招募軍中未婚者厚賜貨幣，密令娶北方織女來歸。於是越俗大化，所產綾絲，妙稱江左。
《太平廣記》載：定州（在今河北省）何明遠資財巨萬，家有綾機500張。是時唐代全國各州郡貢絲織物數量，以定州為第一（質量則列第四）。可見北方盛產絲絹。
又如安徽的亳州，河南的滑州，均為當時絲織要地。
根據《唐六典》所載：開元時，絹分八等，以宋亳為第一。至於二、三、四、五等皆產於黃河南北，而不及淮水流域。其他六、七、八等，則產於四川境內外，江南只有泉州、建州及閩州等，卻位居最末。
大體而言，唐代時重要的蠶桑織作，在北方而不在南方。
唐代在市場上習見的紡織品有絲織品、麻織品與毛織品三類，而以絲織品最多，包括絹、綢、絁、綾、羅、緞、錦、紋及絲布等。
2.重礦冶業為便鑄錢
唐代的礦冶業，亦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一部分。當時全國有金礦18所，銀礦33所，銅礦63所，鐵礦113所，錫礦13所 。礦產所得除有時歸地方政府外，多數是中央鹽鐵使經營，以供國用。
唐代政府除了每年獲得巨大的鹽利外，其自礦產所得收入，也很可觀。本來山澤之利，包括礦產在內，有時歸地方，有時歸中央，尚無明文規定。但到德宗時，有戶部侍郎韓洄 向朝廷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於是所有礦產業務，皆歸鹽鐵使統管。
憲宗元和初年，每歲采銀2000兩，銅26萬6000斤，鐵270萬斤，錫5萬斤，鋁無常數 。
文宗開成元年（公元836年），山澤之利再歸州縣，由刺史選吏主持其事。後因各州牟利以自肥，中央所得益少，至宣宗時（公元847～860年）鹽鐵轉運使裴休又求將礦產山澤撥歸鹽鐵使管理，以供國用。於是「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率有斂集之意）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
憲宗時，以銀不及銅之功用為大，元和三年六月下詔禁止開採銀礦而使專一采銅，此詔大意云：凡天下有銀礦之山，必有銅礦。銅可用來鑄造錢幣，但銀卻無益於人生。兩者權衡輕重，亟宜專一采銅。凡五嶺以北地區，應禁止開採銀坑，為免坑戶失業，應令地方官勸令采銅，並助官府鑄作，此事仍由鹽鐵使承辦 。
翌年雖然復准民間自由開採銀礦 ，但重視銅的情況仍然未改。因為需銅鑄錢極為需要，當時每歲鑄錢18,000貫以應急。元和七年，朝廷收復河東道的易、定兩縣（在今河北省）。當地人久用鐵錢，百姓甚感不便，增鑄銅幣，以便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