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除每丁分給田地100畝外，尚有給田皇族及政府官員者，從100頃至5頃不等。此外尚有天子賜田給臣民的特例。如大名鼎鼎位居丞相的牛僧孺，為隋代僕射牛奇章之後代，曾蒙天子賜田數頃，晚年依以為生 。又如許孟容京兆，家有天子所賜書3000卷，城西有田數頃，果樹數百株，當亦為天子所賜。
亦有豪強霸佔農民土地者，如上文所述及的元載，城南有膏腴別墅，毗連接達數十所。但史籍載明乃「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所得。又如涇州有大將焦令諶，憑藉權勢強佔農家田地數十頃。然後交給農民耕種，言明收割時須分得五成。
適該年大旱，顆粒無收，農民求告焦令諶減免。焦謂只知收谷，不理是否旱災，督責更急。農民不能還租，且將飢死，遂求告涇州營田官殷秀實太尉 。太尉下了溫和的判狀詞，婉轉勸解焦某。焦某知農民控告他，遂大怒道：「我焦某難道懼怕殷某不成？誰敢批評我？」並將該農民代表用大杖擊斃 。
亦有農民逃亡，其遺下田地被非法賊賣者，亦有佛教寺院侵佔百姓田地者。《唐大詔令集》載：「諸州百姓，多有逃亡。寺觀廣占田地及水碾磑 ，侵損百姓。」
唐代宗喜祭祀，受大臣王縉與元載談福業報應之影響，宮中遂設內道場祀佛，逢夷狄入寇，必使僧眾誦護國仁主經以祈禱消除災殃，寇退，帝即任意賜與。
胡僧有官至卿監封國公者，勢傾公王，賴寵凌奪。凡長安地區上田美產，多歸寺僧 。
唐武宗會昌年間（公元841～846年），廢佛法，毀天下寺4600座，僧尼26萬5000人復籍為民，沒收田數千萬頃。將其中腴田售出得款送戶部，將中、下級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為兩稅戶，每人十畝 。
上述各種情況，遂使大量田地集中在達官豪強手上，已失當初平均田地之原意。
唐時，政府亦有在特定條件下允許農民售地者。周代之井田制是授田，農民不得售地，因田地非佃農所私有。唐代有口分田，人老還給政府，但其中20畝永業田成為農民私產，名義上是政府給土地所有權給農民，政府為體恤民隱，訂製條例，凡農民有困難時可將此永業田自由買賣，凡符合下列兩種情況之一者即可。
一為農民欲搬徙原居地時可售賣 。此可說是當政者一種仁至義盡的制度。也不必如西方人民般動輒以革命手段向政府爭取民主等權益。
另一種情況是家人中有死亡，貧無以葬時。安葬為一種特別開支，農民在自願生活清苦情況下，亦准許賣永業田。但政府不再給田。
至於口分田，照例不可賣。但在下列條件下亦准許賣出。
一是照《新唐書·食貨志》所載：農戶自狹鄉徙寬鄉時，即當時政府獎勵農民從地狹人眾的狹鄉遷往地廣人稀的寬鄉，政府通融農民售地作搬家費用。但搬遷至寬鄉後，政府不再分給田地。此由於當時狹鄉的農民分得田地較少，如太宗在貞觀十八年親巡陝西臨潼縣，問知當地村鄉每丁僅授田30畝，雍州地區，農戶分得的田更少，遂下詔免賦役，並鼓勵農民遷往寬鄉 。
第二種情況可准許出售口分田者，凡農民欲設置家宅或用水力磨米之碾磑或作營利用之邸店（即棧房）。
但如非上述理由而出售口分田時，則照《唐律》之疏所說明：凡售賣口分田一畝，須受肉體刑罰，責打10笞；賣20畝，打200笞。打後田還賣者，錢由政府充公，買者一無所得 。《唐律》疏中亦有說明，應該賣的，即合法售出的口分田則不必按此法規受罰。
唐代大官買田建莊園是常有之事。再加上人民不得已而賣田，包括窮困、遷徙或家人死亡等。
但可能亦有強迫賣田等情況，如富豪田莊鄰近周圍之農戶土地，富戶出高價強迫收購，農民因貪小利甚至怕受欺壓而被迫賣出，只是史籍沒有記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