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租庸調製之內容
唐高祖武德七年時，訂定租庸調製，此制度乃由北魏均田制演變而來。此制規定：
凡男女剛出生者稱黃，4歲稱小，16歲稱中，21歲稱丁，60歲為老。凡丁年18歲以上者授田一頃 。
其中80畝為口分田，年老時還給官府 ；20畝為永業田 。
永業田皆可傳給子孫，政府不再收回。即使子孫犯法除名，所承受之地，亦不追回。規定每畝種桑50株以上，榆、棗各種10株以上，須在得田之三年內種畢，如不宜種上述各樹者，得以宜種之樹充之。
規定百姓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可售賣永業田；如原居地是人口多田地不夠分配之狹鄉，居民樂意遷居寬鄉者，則亦可售賣口分田。如涉及賣買田地事項，須向官府呈報，取得文牒。
凡經營工商業者，則永業田，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則不給 。
至於宗教人士，給田另有規定：凡道士給田30畝，女冠20畝，僧30畝，尼20畝。
武德七年所定，凡丁男中男給田一頃外，老男廢疾者給田40畝，寡妻給30畝，如為一戶，則加給20畝 。
政府官員給田亦有規定：凡官人及勛授永業田，親王100頃；正一品官60頃；郡主及從一品50頃；正二品40頃；從二品35頃；正三品25頃；從三品20頃；正四品14頃；從四品11頃；正五品8頃；從五品5頃。
唐代按照每丁分配土地繳租。每丁每歲出粟二石，謂之租。此即古代粟米之徵，亦相當於漢代之租。
每丁每歲輸綾、絹、絁各二丈，如用布代替，則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綿三兩，輸布者兼麻三斤、謂之調。此即古代布帛之徵。調有「興調」、「調發」之義，相當於古代之賦。漢代之口賦相當於唐代之戶調。
同時並規定每丁一歲做工35天，可免調；如做工50天，則可免租和調。
至於正式之庸，則為每丁每歲用人力20天，閏加五日。不役者每日以絹三尺代替。此即古代力役之徵，相當於漢代之役。
以上即為唐代租庸調製，為後世稱道不已。唐代土地有240餘萬大畝，如每畝出粟一石計，20畝永業田不計，每丁80畝口分田出粟80石，則每丁二石粟，其租只是四十稅一，可說極輕。孟子在戰國時，以為十分之一之租稅為王者之政；漢制則十五稅一，常收半租，則為三十稅一。漢代的實際政治，已較戰國學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進一步地寬大了。而唐代之租80石中收二石，只是四十而稅一，較漢制更輕更寬。如以西晉100畝課田60畝相比，則只及二十幾分之一。
以庸而言，漢制每丁每歲更役30天，唐則只20天，漢之三分之二而已。且漢代每丁尚須擔任正卒衛士一年，又有戍邊三天。唐代因實行府兵制，農民不需衛戍，故比漢代負擔更輕。
調輸布帛，與漢代口賦不易比較。但西晉戶調，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比唐代多了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婦調帛一匹，亦比唐多一倍。唐雖兼以綾、絁為調，上比稍有出入，但唐之調法輕於魏晉則是事實。
2.為民制產之德政
唐代大政治家陸贊說：「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有一項，要一項。有田有身有家，便有租庸調。此即為民制產，將國家賦稅放在公平之政策上，自可使民眾安居樂業，政府財政亦可穩定。
近人有輕視唐代之租庸調製者，譏為雜拼的租稅。其實卻巧拼成孟子所謂粟米之徵、布帛之徵和力役之徵，並非胡亂拼湊。
至於此租庸調製是否唐代實際推行？每丁均有給田100畝？其推行情況如何？有兩點推想：
第一點：想像中每人有田超出100畝的很多，但可能此制度無法普遍推行於全中國。
第二點：此制度不以田為主，而是以丁為主。此乃「認人不認田」，可算是自由經濟。
正如孟子所說，井田制度是為民制產。唐代的均田制，以丁為主，亦是為民制產。
由於是重丁，因此特重村坊制度，使戶口冊上之戶籍清楚準確。北魏以來針對蔭戶私戶而發的戶口政策，亦是為清查人丁而發。
當時100戶（家）曰里，5里曰鄉。城市曰里，郊外曰村。各設里正、村正。4家曰鄰，20家曰保，100戶曰里，里有5保。鄉要做「鄉賬」，包括報戶口及土地面積與人口比例是寬鄉抑狹鄉（人口少叫寬鄉，人口多則為狹鄉）。固然有部分地區並未實行，但仍得承認有此制度。因為要呈報是否寬鄉或狹鄉，可見此制度有為民制產之精神。
「鄉賬」由鄉而報縣，由縣而報州，由州而報戶部。規定每歲一造賬（人丁冊），三歲一造籍（戶口冊）。人口調查，毫不馬虎。
租庸調製可謂中國歷史上賦稅制度之中最好者。論輕徭薄賦，亦當以唐代為最。
租庸調製之第二優點，厥為稅收項目之列舉分明。此點惟有漢代的租稅制度差可比擬。因此使當政者不能亦不必橫徵暴斂，無法隨時增稅。
租庸調製之第三優點，亦為最重要者，乃此制度含有為民制產之精神。農民到18歲則由政府授田，到60歲則將田歸還政府，同時實行為民制產與為官收租，實為漢代制度所不及。漢租雖輕，但有無田地者亦須繳交口賦及服更役，不得已則出賣為奴，或亡命為盜。唐代則沒有無田之丁戶，人人繳得起庸調。
在租庸調製度下之農民生活，可以想像是較為寬舒安恬。農民生活之寬舒安適，促成了整個社會之安定繁榮。故盛唐時代之富足太平，自唐太宗貞觀到唐玄宗開元年間，歷時100餘年，有一番蓬勃光昌的氣運，決非偶然。杜甫有詩曰：
憶昔開元全盛日，
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倉廩俱豐實。
此詩寫的就是盛唐社會的寫照。安史之亂時，江、淮、河南錢帛聚存於清河，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計有布300餘萬匹，帛80餘萬匹，錢30餘萬緡，糧30餘萬斛。許遠守睢陽時，積糧6萬石，張巡因之得以固守一相當時期以屏障江淮地區。烏承德以信都降史思明，親交兵馬倉庫，馬3000匹，兵5萬人。當時之地方州郡已是如此富實。此後雖衰落，但藩鎮之殷實富厚，仍是遠非後世所及。
憲宗時，韓宏在汴為宣武節度使，獻馬3000匹、絹5000匹，雜繒三萬匹，金銀器1000件。而汴之庫廐尚有錢100餘萬緡，絹100餘萬匹，馬7000匹，糧300萬斛。穆宗時，劉整為盧龍節度使，獻征馬1.5萬匹。藩鎮財力殷盛，正好證明了唐代積富於民之厚，使諸藩鎮得以捍禦外寇久存。正如顧亭林在《日知錄》所說：「唐代驛舍，有沼、有魚、有舟、有池、有林、有竹。後代驛舍，殆如隸人之垣（即監獄）。天下州城，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盡取於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盡取之於民間也。」
3.制度沒落的原因
上文提到唐代極為重視報鄉賬，此為實行租庸調製首要條件。即人民每歲要報人丁冊，三歲報戶口冊。今年與去年所造之賬要作比較，叫做「比」。規定州、縣要保留五本比較賬，即今年之賬之前，尚要保留以前之四。戶部則保留三本。
各縣之戶口冊約數千戶，全國各縣戶口冊經整理裝訂後，要送到長安。冊載男女年歲，甚至疾病或健康，均得詳細註明。丁口呈報嚴格，不僅有「賬籍」，還得有「團貌」 ，即戶口冊中均須註明五官、身材及面貌等。一經寫定，不得更改相貌。臨時要對相，謂之「貌定」。集合在一起，稱為「團貌」。《水滸傳》中就有提及。
唐代編查戶口籍極為詳細嚴謹，使政府按戶口冊籍分給田地時，不易冒領、重領或錯領。
歷來有很多論史之書，皆謂唐之租庸調製「以丁為主，從丁不從田」。此說並不盡然。
租庸調製既為一優良之制度，何以會遭受沒落以致無法順利推行？
首先，此制度以丁口為單位，丁口及齡時得由政府分配田畝，丁口得憑賬籍、團貌等簿冊查核無誤後才由政府授田。如戶口不清時，此制度便無法推行。制度行之相當年代後，戶口調查便生問題，分田亦隨之而有困難。
同時，當時除百姓分田外，貴族和官員尚有分配大量田地的權利，並有豪強兼并的現象。如《舊唐書·元載傳》云：「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此處說明元載擁有帶著肥美田地的別墅，疆界連接凡數十所。
又有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產業，他在湖北江陵擁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稻穀堆積如一座小山。當時有人向唐宣宗報告說：「江陵庄積穀尚有七千堆。」宣皇戲稱韋宙為「足谷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