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賦稅多沿襲北周制度。但北周之酒榷、市稅及鹽池鹽井之禁，隋開皇三年已盡廢除。即使隋所行之賦調，亦相當輕。
隋代調製輸絹一匹者減為二丈。力役亦有輕減，《隋書·經籍志》云：「開皇三年正月，帝入新宮。初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減十二番每歲為二十日役。」開皇九年平陳後，該地區免租稅十年，其他各州亦免除當年租稅。開皇「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役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隋雖多次減免賦稅徭役，但極富有。《通典》記載隋代國庫之富裕曰：「隋氏西京太倉，東京含嘉倉、洛口倉，華州永豐倉，陝州太原倉，儲米粟多者千萬石，少者不減數百萬石，天下義倉，又皆充滿。京都及并州庫布帛各數千萬，而錫賚勛庸，並出豐厚，亦魏晉以降之未有。」
《通鑒·煬帝大業二年紀》云：「九月，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管並鎮兵千人。十二月，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
由上述記載，足見隋代糧食布帛儲存之豐盛。隋文帝既然輕徭薄賦，何以又如此空前富裕？其原因有下列數端：首先，周滅齊，隋滅陳，均未經過大規模之戰禍，天下之寧靜和平，已有相當長的時間；其次，自宇文泰、蘇綽以來，北朝君臣大體均能注意吏治，隋代仍然承襲了此良好的風氣。
文帝受禪登位，有臣下楊尚希上奏，謂當時郡國倍多於古，如不足百里之地，竟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卻由兩郡分管，造成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之現象。文帝嘉許之，遂罷天下諸郡。又如當時刺史多由武將擔任，並不稱職。柳彧上表諫之，遂多為罷免；文帝又遣發柳彧持節巡河北52州，奏免長吏贓污不稱職者200餘人。又如開皇三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立義倉，於是州里富足。
不過，隋代致富原因之更為重要者，便是中央政令之統一，與社會階級之消融。中國古代之貴族封建，以及魏晉以來之門第特權，至此已全部消除，整個社會同處一平等地位，而同屬於一政權管轄之下，致使下層之負擔尚甚輕，而上層之收入已甚足。
隋代與西漢政府有一顯著不同之點，厥為西漢積高祖、惠帝、文帝及景帝三世四帝60年之休養生息，至漢武帝而始盛。隋代則文帝初定天下，便已富足。此乃由於漢初尚未脫封建遺蛻，有異姓同姓諸王侯，自韓彭葅醯，直至吳楚稱兵，財富不能集於中朝。中央政權所能直接管轄者，不足全國版圖三分之一。
中央王室雖恭儉，而諸王侯封君莫不驕奢放縱，自與隋代初年形勢大不相同。
隋文帝生活節儉，勤於吏治而無大度，有一事可以看出。開皇十四年大旱，是時倉庫盈溢，卻不放賑濟民。連唐太宗亦批評其「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文帝在一味省錢的原則下，認為辦教育亦是浪費國家資財，於是州縣廢除太學四門，國子監學生只留70人。
隋代末年，天下儲積足五六十年，遂使煬帝大肆揮霍。其犖犖大者有下列各項：
1.煬帝即位，營建東都，每月役丁200萬。
2.元年開通濟渠，引谷水、洛水達黃河，引黃河入汴水，引汴水入泗水以達淮河。此項軍國大計，魏孝文帝亦已先有此意，至煬帝而實現。此乃為貫通中國南北兩方新形勢之偉大工程。
3.煬帝遂南遊揚州。渠闊40步，渠旁築御道。自長安到江都沿途築離宮40餘所。建造四層高的龍船，高45尺，長200尺，挽船士八萬，舳艫相連接達200里，騎兵巡護兩岸。
4.三年，率甲士50萬北巡榆林，築長城。
5.四年，又築長城；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黃河，北通涿郡，共徵用了河北諸郡男女100餘萬人。
6.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長800里，闊十丈余。
7.八年，親率逾百萬兵征高麗。渡遼河的30萬人還者不足十分之一。九年、十年再伐高麗。
煬帝恃富饒，而奢華無道，遂致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