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東晉賦役繁苛稅種多
曹操擊敗黃巾得降卒30萬，繼而挾獻帝遷都許昌。遂募民大規模屯田於許昌一帶，得谷100萬斛。其屯田收租之法是，將官田 出租給佃戶，如佃戶用官牛耕田，則政府分六成，佃戶分四成；如自持私牛，則政府與佃戶各分五成。佃戶亦可免除徭役 。
曹魏並在每一州郡設置田官，如嚴匡為潁川郡典農中郎將，陳登為徐州典農校尉。《三國志·晉書·食貨志》說：「魏武之初，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
屯田不但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亦可協補地方日常開支，據《三國志·魏書》記載，曹操要在鄴城（今河南）建造宮室，命并州刺史梁習從上黨供應木材。梁習便請求「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以耕種菽粟，將所得作為準備供應木材的費用。可見屯田亦有助於地方財政。
曹操對非屯田的農民，另訂立一套租調製度。規定每畝收田租四升，每戶繳納絹二匹、綿二斤。但不得再攤派其他實物，並令郡國守相監察，勿使豪強逃租而造成弱民的負擔加重 。以當時畝收三斛計，每畝納田租四升並加絹綿，田租並不算重。
此後兩晉的戶調製，大體上沿襲自曹魏制度，不過所納田租與絹、綿有所增減而已。西晉戶調製，前節已述及。茲再略述東晉之田租及戶調。
西晉亡，東晉司馬睿在建康（南京）即位，仍沿用西晉舊制，但疆土只有半壁南方，而移居南方的北方世家豪族又有免賦役的優待，因此國家稅收日少。遂於晉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實行「度田收租制」。規定畝收十分之一，每畝稅米三升。但此法為豪強所反對，弄致田賦積欠達50餘萬斛。至晉哀帝，田租減為畝收二升。但此處顯然「升」字為「斗」字之誤。因既然說明「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即每畝「三升」為每畝收入的十分之一的話，則每畝共收30升（三斗）而已，實不合邏輯。故以「畝收三斗」較為合理。
至孝武帝司馬曜廢「度田收租」而改為「按丁稅米」，由初期的每丁三斛增至五石。而《隋書·食貨志》比《晉書》所記還要多加「祿米」二石，共計每丁七石。所謂「祿米」是為供給郡、縣官的秩祿所需，所以東晉之田租比前朝更重。此中原因由於王公豪族的蔭戶可以免除課役，以及豪強大戶的逃匿田租所致有關。
至於土著或蠻夷所居之山地或荒僻之處，因無有蓄積糧米，政府便准以馬、牛、羊、翡翠、明珠、犀角、象牙等牲口產物納貢，以裨國用 。
東晉農民除田租外，尚有戶調。規定「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丁女則照上述減半收取。
至於東晉的徭役，據《隋書·食貨志》所記，是「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除了丁男每歲服役不超過20日外，又得為漕運而每「十八人出一運丁役之」。可見當時需要漕運役夫亦甚為殷切。丹陽尹提及當時雜役有60項之多。
關於自中州流亡到江左的僑民，政府只宣布可任意「樂輸」，並無規定數量，以示對僑民因逃亡而給予優待。至哀帝時，桓溫下令「土斷」，僑民居住之地便須編戶以便徵收租調，以免當地土人負擔過重。
綜上所述，東晉丁男租調共計租米七石，布二丈、絹二丈八尺、絲三兩、綿十一兩二分。遂促使不少人故意弄殘身體或削髮為僧以避徭役，鰥寡則不敢妻娶 。此外，尚有很多攤派，如「修城錢」、「送故錢」、「商稅」 、「過津費」 等。清代厘金費只收百分之一而已。中國之有田宅房契稅、交易稅均始自東晉。
2.南朝宋武文二帝輕賦役
南朝宋武帝（高祖）劉裕是一位好皇帝。他經過兩次北征，鞏固了政權。他有劉穆之輔政，猶如劉邦之有蕭何。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他首先殺了虐民官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荊州刺史王綏，繼殺「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的大族刁逵。殺一以儆百，政風大振。並將刁逵財富分給百姓，民心大快。
劉裕又寬施了一連串的利民措施。如義熙八年（公元412年）赦免判刑五年以下的囚犯 。義熙九年下令禁絕豪強霸佔山澤，人民均可共享山澤湖水之利 。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又大赦天下，以前被流徙遠地的人戶可回本鄉，並可免除兩年租調。
劉裕又大力整飭賦役，例如義熙八年下令荊州、江州人民除履行租稅調役外，地方官員不得濫征浮額雜項。以前凡郡守縣令所享有的屯田養魚收益，現一概廢除。以前中央向上述兩州徵收的木材、皮毛一律停徵。
義熙十年，減輕人民勞役，讓人民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義熙十一年，免除荊州、雍州人民租稅。
永初元年，中央政府不再向郡縣徵調造船木材及運船。以後由中央的「都水台」自行負責辦理。中央各部門所需物資，不得向民間勒索，須自備款購買；並豁免前欠之租調及債項。
義熙十一年下令荊州、雍州、西局、蠻府等地區之吏及軍人，年在12歲以下、60歲以上及孤幼、單丁與家人中需扶養者都遣散為民，窮獨者且由政府長期救濟。
劉裕又對以前避重役而自傷殘的人士免除了冶鐵的勞役。永初二年又下令限制地方政府濫徵兵役，使兵戶減少，人民可專心耕種。
綜合宋武帝劉裕掌政十餘年來，整頓賦役，減輕人民負擔，以紓民困，為長江流域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南朝宋劉裕卒後，由其子劉義符為少帝，但登位兩年即被廢。繼由劉裕三子義隆繼任為文帝，掌政達30年之久。
宋文帝亦能善承父志，致力農桑，獎勵力田。從義熙到元嘉40多年間，是南朝史上賦役最輕的一段日子。
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文帝詔令各郡縣地方長官注意勸農，要使做到地無遺利；並每年選出地方上模範農民，以示鼓勵。
文帝並遵行劉裕的賦役政策，元嘉元年即下詔減荊州、湘州租調之半。
元嘉十二年詔免遭受水災的各郡欠課。
元嘉十七年下令以前所給揚州與南徐州百姓的田地、口糧、種子，兗州、豫州、青州及徐州連年須繳的租谷，全部減免半數。該地如歉收五成的則全部免租谷，並從寬減收百姓的各種欠項；禁止人民分享山澤之利的地區要解禁；徵用老弱服役的措施要廢除，一切法令要從寬，並要公平。
宋文帝亦似乃父般重視救濟，對百姓慷慨施賑。如元嘉十二年丹陽、淮南、吳興及義興等地大水，連首都建康亦全城水浸，文帝特從其他州郡撥米數百萬斛以濟上述災區。二十年時有州郡水災，文帝遣使開倉賑恤，撥發糧食和種子；二十五年因多處冰雪經旬，薪米騰貴，文帝命建康及秣陵之營署撥賜柴米。
根據《宋書·王弘傳》所記，文帝並對人民服役年齡作了一次合理的調整。依照舊制，男丁13歲要服半役，16歲則全役。在元嘉初年調整為15至16歲宜為半丁，17歲為全丁 。
文帝晚年欲繼承乃父遺志，於元嘉二十七年倉卒出師北伐，因此覆師喪旅，並使廣陵一萬多戶人家為北魏擄走。徐、豫、青、冀、兗各州之人民慘遭殺戮者無數，宋財政亦瀕臨破產。
皇命減百官俸祿三分之一，並向民間富有者借用資財四分之一，事息歸還 ，可謂中國最早出現的戰時公債。但宋文帝仍堅持不向人民增加租調，可謂善政。
宋武帝劉裕、文帝義隆兩朝政績，《宋書》有兩篇史評，頗多稱道。一篇是《良吏傳序》，其大意謂：高祖（宋武帝劉裕）平民出身，已知民事艱難。他在安帝義熙年間入朝作宰相，留心吏職。由於兩次北伐，日耗千金，因此未能寬減賦役，但他仍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他本人生活極為儉樸。清簡寡慾，不重絲竹之音，輿馬之飾，因而能連年出征。太祖宋文帝劉義隆幼年寬仁，繼位後於元嘉七年，宋軍攻佔虎牢、洛陽等地，大軍出征，軍費出自國庫，並不徵用民眾服役，亦不加重人民負擔，因此國內安寧。執政30年來，每年只徵收正額賦役，而無額外需索。人民安於自己的工作，守宰六年更換一次。雖然做到家給人足非易事，但亦無人死於饑寒。城鄉歌謠舞蹈，到處成群，確是宋世之盛世。
另一篇史評記載在孔季恭、羊玄保及沈縣慶等的傳後評語，大意如下：史臣道，自從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逃後秦，劉裕平江陵並取得東晉政權後，一直至元嘉末年，共39載，不用兵車，民不外勞，役寬而政務清簡，人民繁息，餘糧滿倉，夜不閉戶，可謂南北朝之極盛之期。此時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豐收，使數郡忘飢。會稽郡帶海傍湖，良田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值一斤黃金，即使長安一帶亦不能比。荊州擁有南楚地區之富，揚州有全吳之沃及魚鹽杞梓之利，絲綿布帛足供全國衣著所需。
元嘉中期，水災為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賑之，因此能安然度過。宋孝武帝劉駿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