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朝覆滅後，東漢興起，此時社會經濟雖有發展，但國勢之盛已不及西漢。光武帝建武十六年，為王莽所破壞的五銖錢制度又再恢複，貨幣經濟得以暢通，但東漢中葉以後，劣幣「剪輪五銖」逐漸增多，幣值貶低，物價騰升。東漢章帝元和年間，糧價高漲，政府擔心財政拮据，當時尚書張林提出對物價的意見說：「今非但谷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取布帛為租，市賣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
上述主張即以布帛等實物交租稅，市場交易亦以實物交易，使貨物流通量減少，以便遏抑物價。張林又主張再恢複鹽的專賣，又在部分地區恢複「均輸」，使政府增加貨幣的收入。正如《管子》中所提出的「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即肯定了貨幣流通量的多寡與貨物價格的高低成正比例的原則。因此主張政府多收貨幣而「封錢勿出」，因此促成市場上貨幣的流通量減少，從而遏抑物價。
但張林主張「令天下悉取布帛為租，市賣皆用之」，顯然要以實物作為貨幣，不啻是要恢複到古代那種「抱布貿絲」以物易物的狀態，分明是使時代倒退了。
東漢晚年桓、靈兩帝時期，政治日益腐敗。桓帝時外戚梁冀擅權，饑荒頻生。延熹元年，有人上書廢除「剪輪五銖」，改鑄大錢流通之。當時潁川人劉陶（此時被選為孝廉）上書勸阻不可鑄大錢。其大意謂：當今之憂患，不在貨幣問題，而在乎民飢。惟有糧食乃國之所寶，民之所貴。而近年來禾苗為蝗螟所盡，故所急朝夕之餐，與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毫無關係。即使沙礫化為黃金，瓦石變為寶玉，而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即使純德如羲皇，賢明如唐虞，亦對安國濟民無所補益，故鑄錢而齊一貨幣，猶養魚沸鼎中，棲鳥烈火之上。故建議皇上「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 。桓帝遂罷鑄大錢之議。
靈帝劉宏12歲即帝位，性喜錢財，公開賣官斂財。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張貼賣官榜於鴻都門，隨官銜高低而定價不同，賣公卿官爵竟價高達1000萬錢（即1000萬枚五銖錢）。當時靈帝以廬江、南陽二郡太守羊續清廉，擬提升他為太尉，但羊續無錢買官，不能任太尉。另有巨鹿太守司馬直亦為清官，靈帝欲擢升他，並聲明可減價300萬錢，司馬直極為氣憤，託病辭歸，並於途中極陳賣官之弊，並以死諫君王。靈帝漠視輿論之反對，不到十年，賣官所得，已積五銖錢巨萬，於是在西園建造「萬金堂」，用以藏錢。時人多有嘲笑者。
中平三年（時靈帝即位已屆20年），鑄造了一種新的五銖錢，為了區別貯藏於萬金堂的五銖錢，便在鑄錢背面之方孔四角凸連一條直線至邊緣，稱為「四齣文錢」。識者譏笑曰：「豈非京師破壞，四齣散於四方乎？」 意即靈帝搜刮自百姓的錢財像「四齣文」那樣向四方失散了 。
東漢末年，董卓挾持漢獻帝至長安，於初平元年鑄造小錢，時為公元190年，獻帝即位之第四年，於是破壞了漢代的五銖錢制度。《通典》《通鑒》記載曰：「獻帝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廓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賤物貴，谷一斛至數萬錢，曹公罷之，還用五銖。」事實上，董卓改鑄的「小錢」錢文仍稱「五銖」，但由於錢幣的大幅度減重，遂促使物價騰升，破壞了錢幣的流通。於是苟悅為文申論恢複五銖錢的流通 。
自漢武帝建立五銖錢制度後，首次為王莽貨幣改制而破壞，至東漢光武朝時馬援建議恢複五銖錢制。初平三年董卓伏誅，至荀悅提出，是第二次恢複流通五銖錢。此後至魏文帝黃初二年以谷貴又罷五銖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