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行五均六筦之制。其「五均」一詞，源出《樂語》一書，此書為河間獻王所傳。鄧展洛釋曰：「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不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所以五均有稅地之義。因古人惟以農為正業，其他均視為奸利。
又以為人必靠土地才可生利，所以政府除了收取田租正稅以外，另立五均之稅。
「五均」一名，又見於《周書大聚解》，其中說：「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振乏救窮。」
王莽依據上述古代經文之意義，訂出征收工商之稅，由五均官執行之。其法如下：
諸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及民用而不讎（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昂貴，過平一錢，則以平價賣與民，其價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日欲祭祀喪紀而為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民，喪紀無過三月。日或乏 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上述又略似武帝之均輸制，但性質亦有所不同。因「五均」所掌管者，即是征工商稅，其目的仍為工商界謀便利。如上述定物價，收滯貨，平買賣均是。
至於有賒貸一項，寓振乏救窮之意，正好與征「田不耕」、「宅不種果蔬」、「民浮游無事」等項之立法用意，有相輔相成之效。因重利盤剝，亦為兼并一大事，故賒貸由官方經營，使高利貸者無所牟利。而政府即以工商稅所得，作為賒貸之本金。以上即五均制之大概。正如太史公所說，中國農業社會，人民喜愛放縱，因中國向來有較多自由。今王莽推行上述諸法，要統制社會自由，便難免遭受失敗。
王莽新朝尚有管制工商的六筦之令。於始建國二年下令推行。所謂六筦，含鹽、鐵、酒、名山大澤、錢布銅冶及五均賒貸六項。即鹽、酒、鐵、鑄錢及五均賒貸均由國營，不準民間插手；同時名山大澤所產貨物如礦產、木材、魚獲等產品均須徵稅。上述六事由政府管制，故稱「六筦」。
其實此六筦政策，亦有復古之意，其議源自劉歆，周有泉府之官，已有賒貸之法 ，王莽乃依其意而推行之。目的在防止豪強富民壓迫貧弱，用意本善。
《漢書·食貨志》記載：在京師長安以及洛陽、邯鄲、臨淄、宛和成都五大城市設立五均官。稱為「五均司市師」。將長安劃分為東市（稱京）和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京師連上述五都市各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交易丞乃掌管平抑物價，錢府丞乃掌管徵收工商農賈之稅和賒貸。
此外，各郡、縣也各設司市，其職掌和司市師相同。
凡工商業者所採得金、銀、銅、鉛、錫、龜及貝者，皆得將所獲貨值向當地司市的錢府丞據實呈報。
又按照《周禮》中之稅制 ，民間凡有田不耕殖者，須繳納三丁之人口稅；凡住宅周圍不種果樹及菜蔬者，得向政府繳納三丁之布；民若浮游無事者，得出夫布一匹。
凡在山林水澤采物或從事畜牧者，所獲鳥獸魚鱉百蟲，或婦女蠶桑紡織補縫，以及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販賈人及住宅客舍諸項，皆須自己從實估值，除其成本，計其純利，向所在地之縣官呈報，將其純利之十一分之一（即1100文收取100文）上貢政府。此與武帝有異。如有呈報不實者，即將其所採獲各物全部沒收外，尚須作苦工一年。此制度缺點是呈報無規定最低限額，連婦女的家庭紡織小工也要呈報。
上述制度，略似於武帝時之算緡錢，但性質頗為不同。
根據上列諸項，「五均」是以徵收一切地稅為主。故凡採礦、畜牧、坐肆、住宅、客舍及工商之就地生利者，五均皆得徵稅。即凡耕稼以外之據地以為利者，均由五均主理。有田不耕，宅不種果蔬，民無事做，雖不生利，但亦佔地，故亦征其稅，乃寓禁於徵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