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漢末年元、成、哀諸帝以至莽朝，成都、洛陽、長安諸大郡因貨殖積財致富者不可勝數。成哀之時，有成都羅裒者，訾財至巨萬；臨淄姓偉者，訾財5000萬。
成、哀、王莽時，洛陽張長叔、薛子仲積訾財10千萬；京師有富人樊嘉、摯綱、如氏、苴氏、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等均積財至5000萬。以上均為以貨殖積訾財而致富。
至於朝廷公卿仕宦之家，亦無不積累財富至萬萬錢。如元帝時，都內積財富至40萬萬錢；水衡有25萬萬；少府有18萬萬。又如佞幸之臣，石顯達1萬萬；滈於長亦累積巨萬；董賢旬月間賞賜巨萬，董賢死後，縣官拍賣其家財，凡43萬萬錢。
又據《漢書·元後傳》稱：王莽家族中的五侯群弟，爭為奢侈，各方逢迎贈送珍寶者，四面而至，後雇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
由於漢代自昭、宣諸帝以來，休養生息，元氣漸復。社會財富，任其自然發展，因此造成極富與極貧之現象。而當時外戚佞幸，奢僭淫放，等同封王。於是前朝如賈誼、晁錯及董仲舒所扼腕嘆息之現象，一一重現。元帝對學者如王吉、貢禹眼見當時官奴婢十餘萬人，終日嬉戲無事，浪費公帑，主張免役復為庶人。
元帝時期，王吉、貢禹等向朝廷獻議罷樂府，限制官紳豪民擁有田宅及奴婢數目，以遏抑當時昇平盛世之日益熾烈的奢風。而當時朝野亦希望能做到制節謹度。王莽所抱之政治理想，亦可說自此種時代背景及時代思潮下醞釀而成，並無足怪。
王莽之可貴，在於他出身於王氏極盛之門第，卻接納了王吉、貢禹等謹度制節之說，修己治人，堅守有為，實在是相當難得。
哀帝崩，董賢伏法，王莽重執朝政，至平帝元始三年，王莽上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等政策，其實就是他接續了哀帝綏和二年時所頒布的政策。及至王莽篡漢，新朝始建國元年，便正式下詔禁買賣田宅奴隸。
王莽下令禁止買賣田宅奴婢大意如下：
古代一夫一婦種田100畝，田租十分之一，國庫充裕而人民富足。到秦代破壞了聖制，廢除井田，於是人心貪婪，兼并四起，強者擁田以千計，弱者無立錐之地。又於市場買賣奴婢，等同馬牛。違背了「天地之性人為貴」的真義。……至漢代減輕田租，收三十分之一，但又有更賦等須繳納，加上豪民的侵凌。
人民田租表面上為三十稅一，實際上是十分之五。因此造成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以致陷入罪網。余前攝政時，已經準備改革田畝奴婢等不平等現狀，因遭反虜逆賊擾亂而止。
今更名天下田為「王田」，奴婢為「私屬」，以後不準買賣。凡一戶之男丁不滿八口而擁逾一井之田者，當將余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如今無田而受田者，亦照此制度辦理。敢有非議井田聖制者，一律充軍邊疆。
此詔用意本來相當合理。凡今人所提土地國有，平均財富及廢奴諸說，在此詔中均有提出。但凡是一種社會經濟情況，必有其自然生長之過程，亦必有其相當合理之背景，始能產生。今王莽竟以一紙詔令，欲改弦更張，實勢有所不能。史載，當時上至諸侯卿大夫，下至平民百姓，犯了買賣田宅奴婢及鑄錢之罪者，不可勝數。
三年以後，始建國四年，有中郎區博上書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絕跡，雖堯舜夏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
王莽接納此議，遂下書再准人民得以買賣田及奴婢。因此均田及廢奴之制始終未能推行。但到天鳳四年，規定凡畜奴婢一名者，得繳納人頭稅3600錢，實有寓懲于禁之意。但由於當時社會勢力仍掌握於富民豪家之手，王莽此種政令，實不能示惠於奴婢，反招致豪民主怨尤，於是民心喪失，歸於失敗。但至漢光武朝，屢詔免奴婢，事實上是受了王莽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