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政府官員，自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屬於為國家辦事者，俸祿統由大司農支付，其費用當然比後宮妃嬪為巨大。
凡內廷及外朝所需日常用品，例皆各自向郡國民間採購。諸官各自為市，由於政府人員及王室人員在市場上大量搶購物資，使物價不斷飛躍，為了平抑物價，控制商品的運銷，因此在漢武帝時設立了均輸制度。
1.均輸、平準兩策
武帝實施均輸法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試行；五年後，即元封元年由大司農桑弘羊奏請批准，正式在郡國各地設置均輸官實行。
古代各地要向政府貢上當地土特產。南北各地方政府要向中央政府輸送貢物。由於路途遙遠，運費比本身貨物還貴；或因運輸途中時日耽擱過久而中途腐敗，因此實行均輸法。
這情況在《鹽鐵論·本議篇》已提到說：「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
所謂均輸法，即將民間進貢給各地方政府的土產，有用不完者，中央政府規定不必再運送京師，可送到中央政府派駐各地的「均輸官」那裡暫時儲存，隨時聽候京師命令。數量過多的某些項目，便可在貢地附近賣出。譬如廣東的土產可在江西地區出售，將款項上繳中央。又如山東省的織絲，每年王室需用若干，如有剩餘的便可在附近地區售出，得款歸中央。
武帝所以要實行均輸法，歸納其原因有三點。
首先，由於征伐匈奴需巨大戰費，富商巨賈又不願踴躍捐輸，不得不開源，故除了鹽鐵專賣以外，另訂均輸法。
第二點是為了進一步重農抑商。
第三點，中國歷史上的傳統觀念，視商人為奸利。
上述情況相結合，政府亦需增加稅收，因此除了鹽鐵國營以外，更實行了均輸法。
均輸法者，照政府的解釋，是各郡設「輸官」後，人民只需將所貢土產送到郡的「輸官」處，而郡的輸官由京師委派，因此不必勞師動眾的由民間直接運輸到中央政府所在地了。此政策的原意是可以平均勞逸，便利百姓。然而民間意見卻不以為然，因為隨均輸法而來的，還有一個平準法。
《鹽鐵論》曰：「開委府於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即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故曰平準。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齊勞逸。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
所謂平準法，即由天子收集儲存天下百貨，價貴時出售，價廉時買入，商賈之力自無法與天子匹敵，因此商人無法獲利，物價自然無法抬高。商賈亦無法再囤積居奇。
但事實上是政府以各地方所貢物作為資本，用來高價時出售，成為賺錢之事。
政府對均輸、平準的解釋是為方便人民，但民間則有不同意見。這兩種政策看起來似對人民有利，但實際上是政府在做生意了。正如《鹽鐵論》所說：「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意即均輸官強迫百姓繳納本身所無的土產，百姓便只得將自己所擁有的貨物賤價忍痛賣出，再向商賈高價購入政府所指定的貨物，如此一賣一買，人民不但未蒙其利，反受其害了。
同時平準制度施行稍久，便生弊端，有奸商與官吏勾結作弊。「收賤以取貴」，即將貨物賤價買入，貴价賣出，此乃由於均輸官拒絕接納本地所普產之貨物，反而要求本地所無之物資，致為奸吏豪賈所操縱，使人民生計益困。
但實行均輸、平準之法，卻使國家富庶了。歷史記載，當時天子到極北的邊疆，向東封泰山，並巡遊海上，所到之處，無不大加賞賜，大灑金錢，計共用去帛100餘萬匹，金錢數以萬計，此等貨財皆取自大司農。
大約一年之中，因均輸而獲得帛500萬匹，人民雖不加賦稅，但國家富饒異常。
這是桑弘羊擔任大司農時所推行的制度，弄得民怨沸騰。故某年發生小旱，天子下令求雨，卜式憤然道：「這都是桑弘羊搞出來的災禍，居然令官吏在街市中販賣貨物以圖利，只要把桑弘羊拿來烹宰了，天就會下雨的。」
司馬遷對此政策亦極端反對，他在《平準書》中狠狠地批評了當時擔任財政大臣（大司農）的桑弘羊，文中還引用了「烹弘羊，天乃雨」的民謠。
如有人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重農抑商的，此種評語也非全對，司馬遷之極端反對桑弘羊的政策，便是一例。
2.祭宗廟「酎金」與「榷酤」酒稅
漢代還有一種與均輸制度有關的政策，就是各地諸侯每年須向中央上獻「酎金」 。每年八月獻酎以祭宗廟，命各地諸侯獻金以助祭。
漢文帝時所訂酎金之法，是每年正月釀酒，八月成酒，名曰酎酒。此酒乃各諸侯助祭所貢之金造成。凡諸侯列侯，其轄下之民有1000人者，須進獻黃金四兩，其不滿1000人而有500口者，亦須獻金四兩。
又凡官至大鴻臚而其食邑在南方邊區的交趾、日南兩郡者 ，可以長九寸以上犀牛角或玳瑁甲獻上以代黃金。
凡食邑在今廣西省之鬱林郡者，可以用長三尺以上象牙或翡翠二十以代黃金獻上。
此種酎金亦為國家所定之律令，必須上獻者，由少府收受之，以供王室祭宗廟之用。
每一諸侯王每歲必須獻黃金給漢王室之宗廟，由皇帝親自接受獻金。所獻黃金如成色不足，或斤兩不足者，如系王，則削其所封之縣，如系侯，則免其所封之國，所訂之律不可謂不嚴。
漢武帝元鼎五年時，有160位列侯因犯了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合上述條例者，均被剝奪爵位。這一次武帝之所以如此嚴厲處罰這麼多位列侯甚至奪去其所封之國，乃因列侯們不肯協助討伐南越有以致之，於是借口酎金不合標準而重罰之。亦由此可見漢代帝王極為重視宗廟之法，甚至可以藉此取消列侯之封國 。
漢代尚有一種「榷酤」的稅收政策。「榷」是獨木橋之意，「酤」是指做酒，「榷酤」者，意即賣酒之唯一可通行之途徑是要由政府公賣，政府在各地設立酒的公賣局。
當時之「均輸」法，不必由政府規定之處所賣出，但酒之出售則非經政府官賣局不可。由此說明當時之經濟制度已很進步，可見當時中國之行政措施甚為高明。
3.「鬻爵」制度供買爵免役減罪
漢代尚有一種「鬻爵」制度。
「鬻爵」制度乃秦孝公時商鞅所訂立。商鞅把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改變成20種等級的封爵，此制度一直沿用到漢代而未變。當時規定，較低的封爵不能參政，但可得到多種優待。
漢高祖五年下詔，凡是有「七大夫爵第七」等以上的爵位者皆有食邑；凡非「七大夫」的封爵者，其本人及其全戶可免徭賦。說明了第七級封爵以下者為低等爵位，亦可免除一家人之徭役。
高祖又聲明第八等爵位 以上，均為高等封爵，可得所賜田宅及官府要給予封爵者所提出的要求。
漢代常有賜爵之舉，得爵者可免徭役及豁免一部分田租。每逢新帝登位、或立皇太子、或朝代改元、或皇太子及冠之年、或封皇子為王及郊祀時，多為賜爵之時；民間得爵者，等於獲得政府在經濟上的一種優待券。
平民賜爵，亦可減罪。漢惠帝元年，民有死罪者，買爵30級可免死。一級值錢2000，買30級之爵位，需付出6萬錢 即可免死刑。總之，朝廷准人民以錢買爵，可見爵位有其經濟價值。
但漢時買爵的價錢是時有增減的。文帝時爵價稍貴，爵一級為2萬錢；漢武帝時如買爵30級，便得付出50萬錢。司馬遷為李陵事，得罪武帝，吏議判死刑，無錢買爵贖死刑，因此不得已接受宮刑代死。
按照晁錯上書漢文帝所言，當時可用粟代金錢買得爵位，得以免罪。能以粟買爵者，其人必有餘財，既有餘財以供上用，則朝廷因賣爵而增收入，貧民賦稅便可相應減輕，則此政策亦有利於人民。
漢代粟價已不能詳細考證，但按照文帝時爵價之記錄，則約略可推算出一個大概價格。
漢代粟價最高時，一石不過100錢。600石粟可買第二等爵，約為6萬錢，相當6斤金；以後每高一級，增價5萬錢，買第9級爵，則出錢40萬。
文獻說明買第18級爵得出120萬錢，則自第9級起，每一級爵增約10萬錢。文帝時買爵之價可算高價。
同樣，漢代政府為適應人民的購買能力，爵位賣出價並不固定，也可調整。
景帝時，因上郡以西地區 旱災，因此修改賣爵令，將爵價降低，使人民能買得起。
武帝元朔六年，因北伐匈奴，當時命衛青統率十餘萬軍出擊。賞賜俘虜及斬下敵人首級的將士用去黃金達20多萬斤。漢軍戰士戰馬死亡10餘萬。武器裝備及水陸運輸費用不計其數，支出浩大。
大司農上奏國庫舊存之錢已盡，新賦稅亦用竭，為彌補戰費需要，乃增設賣武功爵。漢代原設武功爵定為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