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與鐵要到戰國時代開始才成為一種新生產事業。鹽鐵之大量使用亦自戰國時代開始。
鹽鐵為人人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成為暢銷商品亦當自戰國時代開始。先講鹽。戰國時有大鹽商叫猗頓 ，他以販賣池鹽致富，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大鹽商。
中國當時山東地區（齊國）出海鹽，煮海可以為鹽。但猗頓是販賣山西解縣地區所產的池鹽，數量不多，遠不及海鹽出產之豐，故想像中戰國時人食用鹽的亦稀少。
春秋時代僅有貴族食用王鹽，普通民間是不吃鹽的。即使有亦只是少量池鹽而已，這是由於春秋時代海是禁區，人民是不能任意取海水煮鹽的。
太史公在《史記·貨殖列傳》說：「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滷。」「鹽滷」便是指池鹽，可見當時有海鹽陸鹽之分（池鹽即指陸鹽）。
據《史記》所載，知山東產鹽之外，山西也產鹽，亦由此可知海鹽在戰國時產的亦有限，並不盛產。
《管子》書中講到「海王」，海何以可稱王？因海中產鹽，故可稱王。
煮鹽是戰國以來民間的一項私人新生產事業。當時在山東地區追逐魚鹽的，也都成了積財千萬的富商，那已是進入漢代了。
有人說《管子》書中已提到管仲已有鐵鹽專賣之法，那可能是出於後人偽造，不足信。
不過，漢初民間仍可自由經營鹽業。根據《鹽鐵論·錯幣篇》的記載：漢文帝時，人民仍可自由煮鹽，不受禁止。
鹽鐵之歸政府國營專賣，秦代雖已有，但要到漢武帝時才正式定為一種重要的經濟制度。
而鐵為古代所無。人類文化的進步，先由石器而銅器，再由銅器而鐵器，鐵器是較遲出現的。
鐵在中國，可能在春秋時代已有，但只是少量。用作耕器之用，《孟子》書中已有「鐵耕」的記載。戰國時之兵器如寶劍，已有用鐵鑄造者。
戰國時代已進入鐵器時代，冶鐵之生產到戰國才興盛。此時不但有大鹽商，也有大鐵商出現。古代特別受人注意的商人是鹽商和鐵商，因鹽鐵是家家戶戶必用之物，生意大而獲利極豐。
酒在當時銷路也很大，但不能獨佔，因人人可釀酒，所以無大酒商；又如竹器，因竹到處可栽種，亦是非可獨佔的事業。
如英國的紡織業，因為用機器代替手工生產，生產量多，成本便宜，因而致富而有在紡織業中稱王者。
《史記》中記載當時有大鐵商名叫郭縱，其富有可與國王媲美，此為戰國時已有大鐵商之證明。根據《鹽鐵論》的記載，當時的豪強大戶，取得管理出海之利，採鐵礦用來鼓鑄，有時一個豪強大家甚至聚徒眾至1000餘人，他們來自各地，因稅重而來投靠豪強大家者。聚集在大山之中，開鐵礦以冶鑄鐵器。
《史記·平準書》記載，當時有一位祖先梁國人名叫宛孔氏，以冶鐵為業，秦伐魏時，孔氏搬遷到南陽，大肆鼓鑄，成為巨富，游酬於諸侯之間，人人刮目相看。又如四川的卓姓、程姓等家族，都是冶鐵致富。說明秦始皇滅六國時，仍是任由民間開礦冶鐵，不加禁止。卓氏程氏在六國未滅時亦以冶鐵為業。
西漢初，有魯人曹邴者，可稱為最大之冶鐵業托拉斯（Trust）。而當時之吳王濞亦為兼營鹽鐵事業，擁有山海之利的一位侯王。故《鹽鐵論·禁耕篇》有云：「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 ，人君有吳王，皆鹽鐵初議也。吳王專山澤之饒。」
吳王劉濞是漢高祖之侄，當時封地有三郡53城。他招募天下亡命之徒，鑄錢煮鹽，使國用富饒。他搞七國之亂時，以文書告諸侯，凡斬捕大將者，賜金5000斤，封萬戶；斬捕列將者，賜金3000斤，封千戶。吳王濞聲明他的財富所在並不限於吳地的江蘇，其封地連安徽、浙江也在內。因此他可制海鹽，擁有安徽的銅礦可鑄錢，稱吳王錢，是吳王的私產。吳之政府經費乃用田租，由於鹽、銅太多，吳王慷慨而廢田租，其他各地流氓由他給養，擔任勞役。遂使吳王誇口說：「諸王即使日夜用錢也用不完。」可見他的富裕已到達了何等豐厚程度。
漢武帝時代的鹽鐵官賣政策，可以說是中國繼井田制度後的第二個重要的經濟制度。
在武帝以前，已有徵收鹽的實物，但尚不能算為正式的經濟制度。
如果照《尚書》所載，則夏禹時代「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說明夏禹已徵收鹽的實物作租稅了。但恐是極少數地區，並不普及，因當時食鹽者少。
春秋時代，如《管子》書上所記：「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但「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 。但山海地區遼闊，人民有擅取者，不能禁絕，遂改收山澤稅，漸成默許。
本來鹽鐵之利是取自山澤。在古代，山澤之財富是屬於天子所有。先有部分人民不理皇家禁令，紛紛上山伐木採鐵，下海煮鹽、捕魚，據為己有，使王室不勝其煩，遂不得已在「盜賊」必經之地設立關卡，收取山澤稅，凡是山上或海中取得財富者，須繳付商稅，謂之徵商。虞人從事此種不正當的商事，謂之奸利，屬不正當，晁錯之輕商，原因在此。此種商業犯罪，徵稅是懲罰。
在《鹽鐵論》中記載：「澤梁以時入而無禁。」即人民可被允准按季節時令進入山澤採鐵、煮鹽、伐木、捕魚。
在西周時期，已經徵收實物的鹽，猶如徵收山林川澤的其他租稅一樣。
事實上，鹽鐵官賣政策並非從漢武帝開始。《史記·太史公自序》中稱：「（司馬）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照此記載，司馬遷的曾祖司馬昌已在秦始皇時任鐵官。很可能秦始皇時已有鹽鐵官賣的措施了，但制度並不明確。
但在漢文帝時，民間仍可自由鑄錢冶鐵及煮鹽。此點在《鹽鐵論·錯幣篇》中就有記載：「大夫曰：文帝之時，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由於漢初採取放任政策，因而使豪強大戶專擅山澤之利，頓成巨富，而民間反受商賈剝削，其生活更為艱苦。《漢書·食貨志》云：「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
武帝時仍沿襲秦制，也設鐵官。漢代很多制度是學自秦代。但因秦為時短暫，僅十多年而亡，因此不成制度，到漢代才定型而確立。
較司馬遷年長二三十歲之董仲舒曾說：「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意即田租、口賦與鹽鐵三個項目總和的稅，比古代要重20倍。而其時田租與口賦並無增加，稅重主要由於是鹽鐵一項，可見秦代已抽鹽鐵的重稅了。
《管子》一書所述主要是戰國末年的理想，是秦代所施行過的一些制度。亦可藉以證明漢武帝時之鹽鐵政策秦時已有。因秦並不遏抑商賈，漢高祖卻抑制商賈，後來法制漸趨寬鬆，也是學秦代之法所致。
直到漢武帝元狩五年，鹽鐵專賣制度才正式實行。
武帝所以要推行鹽鐵政策，此制度乃由稅收制度演變而來。因當時北伐匈奴，需錢孔急，遂行鹽鐵專賣，以增國家之稅收。《鹽鐵論》中有云：「邊（防）用度不足，故興鹽鐵。」
武帝元狩三年時，山東有水災，人民多遭饑溺。於是中央派特使赴郡國盡取倉糧賑濟之，仍是不足。又向豪強大戶募款，亦不能相救。於是在元狩四年初將貧民70餘萬人遷往關西。由當地縣官供給衣食。再使貧民有產業得以安居，弄得當地縣官大窮。當時亦有大商富賈，以錢財役使貧民冶鐵煮鹽，成為萬金巨富，但並無協助國家之急。於是政府借重大鹽鐵富商東郭、咸陽及孔僅等人出來擔任大農丞或鹽鐵丞的官，來主持鹽鐵國營的事業。咸陽是山東的大煮鹽家，孔僅是南陽的大冶鐵家，都是千金巨富。
咸陽與孔僅向武帝上奏，從事鹽鐵業者由國家供給糧食費用及生產工具（如供應煮鹽盆等），但得由政府主持出賣。民間不得再私鑄鐵器及煮鹽，如違將施以「釱左趾」之刑，並沒收其器物。另在產鐵處設置鐵官，其不出鐵處則設小鐵官，以主持鐵器之製造及買賣。
於是孔僅、東郭、咸陽乘著官車到各地巡視鹽鐵的事務，並任命各地的大煮鹽家及大冶鐵家為鹽官與鐵官。此為武帝元狩五年之事。
以上是漢武帝鹽鐵專賣制度成立之經過。
武帝時鹽官鐵官設置之地，全國有28郡設鹽官，有40郡設鐵官。此等鹽鐵官員，均由大農丞統管。設置鐵官地區，《通考》一書有記載：凡今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陝西、四川、遼寧、甘肅、安徽、湖南、江蘇各省均設鐵官，可見當時冶鐵事業的發達。
鹽鐵的國營專賣，可說是極重要之一項制度。它增加了國庫收入，也抑制了豪強的攫取暴利。因此招致豪強富商的反對。武帝崩，昭帝於始元六年召開鹽鐵會議，召集了各地民眾代表討論鹽鐵政策。政府出席者是桑弘羊，民眾代表是賢良文學士，後者主張開放經濟。今有桓寬《鹽鐵論》一書傳世，雙方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