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最輕視商人，此種傳統態度亦起自漢初，漢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並且「重租稅以困辱之」。至孝惠帝及呂后掌政之時，雖對商賈政策稍有放鬆，但對「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故武帝之輕商，亦有其傳承之淵源。武帝以商人常常剝削人民利益，且對國家所定經濟政策的推行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壞事，遂於元鼎二年實行均輸法，乃是為了控制商品運銷，平抑物價和增加收入。
元封五年（公元前110年），由大司農奏請在郡國設置均輸官，正式實行。其法是將政府原來要自商賈手中購買的貨物改作貢賦繳納，由工官製造運載用之車船將貢物輸送到京師；至於中央政府不需要的貨物，由均輸官運到賣價高的地方出售，將錢交回國庫，如此可免商人牟取暴利，國家增加收入。
又在京師設平準法，專管自全國各地運到京師之貨物，在市場物價賤時買入，貴時賣出。如此可免商人囤積居奇，賺取暴利。國家亦可增加收益。但以上政策，國家收入固然有所增加，但對人民並無好處。因均輸官強令農民繳納貢物時，乃本地所無，農民得向商人購入高價貨品，反受其害，則平準法施行後，官商勾結作弊，使農民負擔加重，受害更深。
同時西漢初興起，民間壯丁耗亡極大，經濟亦衰落。自惠帝高後採取寬簡的政策後，前後23年，民間社會漸呈活潑氣象，經濟亦趨於復甦，但連帶而來之新商人階級崛起，而造成資金之集中與不均之弊患，且導致社會奢侈之惡習。
賈誼上書文帝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
當時眾多人民舍農而就商，又糜費奢侈，萬一發生二三方千里之旱災，或邊境告急，外敵入侵，兵旱相乘，此時人民將聚徒而衝擊，國家將日趨於衰亡矣。
所以賈誼主張「今驅人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伎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言皆趨農作，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西漢第一位提倡重農主義者首推晁錯，他站在人道主義的觀點上，洞察當時民隱，見農民辛勞而日窮，商賈安逸而日富，勢必造成嚴重後果，他的重農，並非為使國家富強，乃在體恤農人。他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尚復被水旱之災。急征暴賦……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價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此種商人兼并農人之情勢，賈誼亦憤慨而言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綠；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里，緝以偏諸 ，美者黼綉。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後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後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
此種商人之兼并奢靡現象，決非國家之福。晁錯在文帝時，又提出務農貴粟政策，主張「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接納此議，下令人民繳粟600石者，可封爵，4000石者，可任五大夫；12000石者，可為大庶長。但五口之農家，所耕之地不過百畝，全年所收不過100石，根本無600石餘糧來換爵，反為富商大賈所乘。人民因政府重農政策而益受輕視，因貴粟政策而金益貴。仕宦之路仍為有財富人所壟斷。
所以自商業大都市興起，山澤開放之後，耕農中有大部分人轉而為工、虞、牧、圃、商賈，脫離了田畝耒耜生活而從事新生業之經營者，往往可得巨利，而耕地百畝者，卻日陷貧困，連衣食亦不能自給自足。
《漢書·食貨志》中記載了李悝盡地力之教所說。凡有五口之農家，耕種百畝之田，每畝年收一石半，共收粟150石，尚餘135石，每人每月食一石半，五口之家全年食粟90石。尚餘45石，每石粟值30錢，共值1350錢，社閭嘗新春秋之祀用錢300，尚餘1050錢，每人衣著年用300錢，五人年用1500錢，尚余不足450錢，其他疾病喪亡等意外及皇上臨時賦斂尚不計在內。所以農民生活日困，再加上商人之剝削，至武帝時農商貧富之現象更形懸殊，因此導致漢武帝遏抑商人而向商人徵收重稅之措施。
其中，「算緡錢」的稅項便是武帝重農抑商政策下所造成。其後是向商人及高利貸者徵收財產稅。凡是商人、收取高息的高利貸者，及囤積貨物者，必須就其所有貨物或財產的價值，坦誠向政府呈報。政府根據所呈報的財富數字，每值2000錢徵收120錢，名為一算，即抽取百分之六的稅。凡製造手工業商品出賣的，凡4000錢抽取一算（120錢），即抽百分之三的稅。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準置買田地，違反者即將其土地財產一概沒收入官。
武帝時還有一種「算商車」的稅。凡非「三老」 、「騎士」而有軺車 的，每乘車抽取一算；商人而有軺車的，則徵收240錢（即兩算）。如擁有船隻而船身長逾五丈者，每船徵收一算。
上述「算緡錢」與「算商車」，凡隱瞞不報者，或呈報不實者，除沒收其財產外，並須罰去邊郡戍邊一年。對告發者則加以獎勵，可得被告發者財產的一半。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開始向有車船的商人徵收「算商車」。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則開始向商人及高利貸者徵收「算緡錢」。
但上述算緡令及算商車令公布後，大工商業者、高利貸者和車船主均無依法呈報政府，意圖逃避繳稅，於是在武帝頒發算緡令兩年後，於元鼎三年頒發了告緡令，促使人民揭發上述瞞騙政府不報者，由楊可主持此事。於是各地紛紛爭相告緡，大商賈破產殆盡。政府沒收了大量財物、土地及奴隸。《漢書·食貨志》云：「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是，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產）。」
由於算緡令、告緡令的執行，重重地打擊了大商人，國庫收入因而大增，西漢的中央集權政策遂更形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