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有商人；春秋時並無商人，當時雖有弦高，不過是國家所派遣，並非貿易，而是送禮。子貢是外交家，被派到各國時帶了黃魚等山東土產到江蘇出售，因此發財，稱為貨殖，即以物易物而有剩餘之得。子貢是走私，由一國至另一國，是國際性的走私。
商人中如陶朱公（范蠡）、白圭、呂不韋等均為大商人。范蠡佐越破吳後，於是改姓名游江湖，到齊國時，改名鴟夷子皮；到陶後，改為朱公，居19年，三致千金。他是在齊、魯等國東西交通要道地區經商而發財。其子孫經營得法，遂成巨富。
魏國的白圭，善觀周遭環境，能夠適應時勢。曾說：「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吾治生猶伊、呂之治國，孫、吳之用兵。」因此生財有道。後世經商者皆祖之。
戰國時代亦開始出現商業大都市。此種大都市與春秋時代的不同，亦與西洋貴族在堡壘中的不同。中國的是城圈，規模大，內有宗廟社稷。戰國時此種城圈即具有商業性，如齊國京都臨淄在戰國時即成為大商業城市。
《史記》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 。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 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 ，揮汗成雨。」足見當時人民生活之繁榮。此為井田制度時代所沒有的。
臨淄是舊的都市，邯鄲則為新的都市，後者更為熱鬧繁榮，猶如三四十年代之上海一般；孟嘗君時之薛城亦為一大都市，人口有6萬家，近20萬眾。此時人民一面衝破格子線（疏散），一面卻往大城市跑（集中）。所以蘇秦說：「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意即所有的土地，都成了商業區，連放牧牛羊的草地都沒有了。猶如今之江浙地區一般，於是人口、職業、制度，都起了變化。故戰國時期成為工商業最旺盛的時期，但此時亦產生了新的問題。以上便是戰國時代的經濟形態。
由於戰國時代工商業之發達，以前以物易物之商業交換方式已不足應付，貨幣之使用與流通遂成為戰國之另一新形態。
根據《左傳》記載，春秋時代列國之間，或君臣之間互相饋贈、賂遺，甚至贖罪、納歡，都不是用金錢，而是用禮物，包括車、馬、錦、璧、鍾、鼎、寶玩以至美女、樂師為止，絕無用黃金貨幣相贈送者。如有的話，要自戰國開始。據《史記·六國年表》記載，秦惠文王二年才開始發行錢幣。此時距離春秋末年已有155年。
不過，當時東方的一些國家，如齊國、燕國的刀幣，韓、趙、魏三國的布幣，以及楚國的鬼臉錢已早於秦國在市場上流通矣，直至今日，出土的仍極多。而秦國是繼東方諸國之後發行錢幣而已。
綜上所言，從春秋到戰國是中國史上變動最激烈之時期，無論政治、社會、經濟、學術，都起了大變化。經濟方面主要的是從貴族御用工商及貴族私有的井田制而轉變為後代的農工商兵的自由業，遂使戰國時代有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