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讀於新亞書院時，業師錢穆賓四先生掌管校務之餘，每年總會開兩三門課。當年我同黃開華兄、張乘風兄、顏錫恭兄等四五位同學來到在九龍桂林街設校的新亞書院就讀，就是仰慕這位國學大師的學問。我是浙江人，能完全聽懂賓四師的無錫國語。賓四師講的課程，我都用心地作了筆記。其中「中國經濟史」、「中國社會經濟史」、「中國文學史」及「中國通史」等，30多年來，由於寶愛這些學術性的筆記，所以一直還保留著。閑時常有翻閱。
賓四師82歲前視力尚佳的時候，我曾先後從賓四師講的課程筆記中，前後分十多次將其中摘錄出的100多條筆記用航空信寄給賓四師批改，集成相當數量的「講學粹語」，希望可以出單行本。賓四師總是很熱心地將我所整理的改正後寄還。賓四師逝世後，遂把這《講學粹語》寄給梅新先生在《中央日報·長河》刊出，作為對賓四師的紀念。這一條條的粹語是賓四師平時上課或講演時偶發的，是他心中所蓄積的，在他的著作中也沒有提及過。
錢師母胡美琦女士在《錢穆先生最後的心聲》一文中的「後記」中引述賓四師的話說：「學術思想豈能以文字長短來評價，又豈可求得人人能懂、個個贊成？不懂的人，就是你寫一本書來說明，他還是不會明白。能懂的人，只要一句話，也可啟發他的新知。我老矣，有此發明，已屬不易。再要作深究，已非我力能所及，只有待後來者之繼續努力。我自信將來必有知我者，待他來再為我闡發吧！」（見1990年9月26日台北《聯合報·聯副》「送別一代大師紀念專輯」。）
台北《中央日報》副刊按日刊出賓四師的「講學粹語」後，讀到的友人見面談及，反應頗佳。這對好學的後輩們可以增長見識，有所啟發。因此引起我整理賓四師所講的「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的念頭。賓四師開這門課，上講堂時攜帶了筆記卡片，是作了有系統的備課的，有他不少新意在其中的。因此我整理了上古之部的六七篇，每篇1000字左右，寄給《信報》社長林山木先生。林先生除了精研當代中西經濟外，對於中國古代經濟也是極為重視。我們只要看他在《信報》寫的《政經短評》（編者按：該專欄刊至1996年底），常見他引用中國古代典籍中論及經濟的警句，來闡述或印證當前的經濟現象。林先生很快回信，認為有意在《信報》發表，只要尚未在其他報刊發表過的話。於是在1991年8月14日開始，這個《中國經濟史》專欄排日在《信報》經評版刊出。當時《信報》經評版逢星期二至六，每周刊出五天。
刊出最先幾篇後，我因在台北度假，斷了稿，回港後見到《信報》編輯張曼麗姑娘的來信，談到「此稿刊出後，各界反應頗佳（按：由於斷稿的幾天里，有讀者催稿），希望陸續賜稿，保持聯繫」等語。刊出期間，有中學教師的讀者來信要求我補寄他漏買的其中某一段《中國經濟史》；很多老朋友老同學見面時，其中不少是在中學擔任行政或執教文史的，他們提議我將來最好出專書；有一次我去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看書，複印機旁看見一位同學正在影印《信報》的經評版文章，我問他比較喜歡哪些文章，他說，凡是有關中西古今的經濟文章，他都收集，心想：這篇中國古典經濟史還有青年人青睞，心中頗覺安慰。有一次在台北遇見正在台北政大經研所工作的老校友鄧辛未兄，他說他的學術單位中，個人或團體訂閱的《信報》就有20多份，也很注意我的專欄。最近自溫哥華回港的黎國豪兄，他說溫市也出版《信報》，很高興讀到我的專欄。有一次遇見饒師宗頤選堂先生，他也看到我在《信報》的這個專欄，要我結集出版時送他一本。饒師曾考評我的香港大學博士論文《桐城派文學史》，評道：「論方苞、姚鼐文論要點出於戴名世，具見讀戴氏書，用心細而能深入。糾正時賢淺稚之論，尤有裨於學術界。」選堂師對我的鼓勵，使我衷心感激。
還有一位香港企業家維多利亞洋行東主徐家寀先生，曾多次來信詢問我何時出版專書，亟欲斥資購買。直至刊完全文後的一年多後，徐先生又來信索書，函中對此文稿多有好評，可說是文教界以外工商企業界的一位知音，我只好影印所剪存的文稿奉贈，作為對知音的答謝。（按：《中國經濟史》最後一篇《中國的水利問題》則早於1991年刊登於《信報月刊》8月號。）
值得欣慰的，借著《信報》刊登這個專欄，使我多年未見的老友由《信報》的轉信恢複了聯繫，也因此結織了愛護這個專欄的讀者朋友們。
記得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時期，我曾做過幾件為賓四師整理講演稿的事。一件是當時「孟氏教育基金會」（按：此會為今日九龍界限街中山圖書館的創辦者）請賓四師主講「中國歷史研究法」，共分八講，每次兩小時。當時新亞書院的秘書徐福均先生要我擔任記錄。我整理好記錄稿謄正後，經賓四師修改潤飾，此書出版後，賓四師在該書序中還提及我做記錄的事。
另一件是60年代初，我把賓四師從50年代至60年代初歷年所作的講演，包括校慶、畢業典禮、孔聖誕、元旦及國慶等慶典會上所作的講演，包括由我記錄及當時亦常作記錄的楊遠、宋敘五、王兆麟諸兄所筆錄的，刊載在校方刊物上的，有幾十篇是我投寄到《華僑日報》教育版或《星島日報》上刊出的，當時我只作新聞稿報道，並沒有具名，也無領取稿費。我搜集了這些賓四師的講演稿後，請字寫得比較端正的多位中學同學謄抄，共有三百多張原稿紙，裝訂成厚厚的兩大本，我自己題了封面寫了序，記得賓四師那時住在鑽石山的西南台，我將這冊唯一的謄正講演抄本送給賓四師看時，他翻閱目錄後，也看了那篇序，然後說：「你這篇序倒寫得比前好。」接著他捧著這稿本進他的書房中去了，賓四師那喜悅的神色，似乎肯定了我的這一整理工作，心中頗為高興。
大概在70年代或稍後，賓四師定居台北素書樓時期出版了一本新亞書院時期的演講集，書名是《新亞遺鐸》，我早年送給賓四師那本手抄講演集，其中有幾篇賓四師的講演稿都是我自發自動作了筆記投寄到報社發表的，並無其他的校方記錄。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真太魯莽，那些發出去的講演稿事先竟沒有讓賓四師過目，不然，他一定樂意為我修改才寄出的，幸而當時沒有出什麼亂子，但總是一個過失。
賓四師還有多次為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主辦的學術講座作專題講演。一次是1961年10月7日講「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另一回是1961年11月8日起，每周一次，賓四師主講四次，共計五講，（第四、五講一次講完），講題為「魏晉南北朝文化講座」。
以上講座，均由我隨往記錄。我將記錄稿謄正後呈師改削增刪，最後一講賓四師另行加寫五頁原稿紙加入，其中一頁一字不改外，其他四頁亦多增添改削，此稿我仍保留，彌足珍貴。但不知講稿有否出版，實乃值得出一專書。賓四師撰著發表他的學術思想向來是極為謹慎的。這從我替他老人家記錄「中國歷史研究法」和其他的多次講演，整理謄正後請他修改時，他總是極為仔細地作了修改，甚至我寄給他的「講學粹語」，他也仔細地改正，有時甚至整條刪去，一字不改整條保留的亦只有25條，只增減一二字的亦有多條。
整理學者的講稿，其困難處比翻譯他人著作有過之而無不及，要筆記得完全正確固然難，要做到信、達、雅這三個標準則難上加難了。
此書之能結集出版，首先要感謝《信報》社長林山木先生，能讓我在1991年的8月直至1993年的1月，接近兩年在《信報》的經濟評論版上刊載完畢，也感謝《信報》總編輯沈鑒治先生及經評版的編輯先生與排印校對諸同寅；也感謝壹出版的周淑屏小姐及該社諸同寅，使此書得以順利出版，尚祈讀者諸君惠賜寶貴意見，不吝指正。
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