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從政者，「皆據古鑒今，以立時治」。蓋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自古聖賢孜孜不倦，終身治經史者，欲其學有成，致用於當世也。先師錢賓四（穆），終身鑽研國學。其門下弟子或時人，得其一言一語，或一字一詞者，世世享用不盡。1933年，先師於北大任「中國通史」講席；1954年及1955年，於香港新亞書院先後開授「中國經濟史」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兩課程。餘生也晚，皆無緣承訓。幸其通史有《國史大綱》傳世，其經濟史則自來未見刊行。葉龍學兄早余從侍先師數載，遂有幸並聆兩載之經濟社會史課程，並詳為筆錄。葉兄欲先師之學得以傳世，自1991年8月，迄1993年1月，兩年半間，精心整理、補釋兩科經濟史講稿，以流暢易讀之文筆書之，逐日刊於《信報》。茲為廣流傳，匯為一集，名曰《中國經濟史》。
是書循中國朝代先後論述。漢迄唐一段，最為詳盡，特重吾國財經制度之得失。中國以農立國，故述秦以前經濟，標榜周祖后稷，教民耕種；介紹黍、稷、稻、麥、菽、粟諸農作物。繼載井田制之爭議、興起、變遷與破壞，與夫稅法、工商業、貨幣、私產及水利。
「中國自秦以來2000年之政治、學術，莫不與其社會形態相協應」。「自秦而下經濟地域逐次擴大」。秦漢社會經濟，重視土地、農業與農民。至若戶口之管理、手工業及水陸交通之發展，亦頗著成效。秦代開國，經濟已具規模：建立土地私有制，並重視農業。城市湧現，度量衡統一。貨幣流通，「工商發展，已有可觀」。惜苛捐重役，秦遂以亡。
漢初屢改幣制，高祖輕商重農，「輕徭薄賦」。制定役法、算賦、田賦、田租、租稅、封君諸制，「有司以農為務，民遂樂業」，政經穩定。漢武以後，經濟思想發達，晁錯、賈誼、董仲舒主張統制經濟、限田政策，與司馬遷自由個人主義經濟思想爭議不息。古者煮海為鹽，冶鐵致富。武帝以鹽、鐵、酒專賣。行均輸、平準之制，富國而不利民。又行鬻爵、告緡、屯田之制，廣增國用。幣制自亂反正，以「節制資本」。皇室與政府，財政分治。惜用度過大，後宮妃嬪，高俸厚給，又大興禮樂，營造昇平，濫用國庫。王莽篡漢，「大事改革，田畝盡歸國有」，禁買賣田宅，復井田，更幣制。以六筦法制工商；行五均法增賦稅。然行之太驟，遂促其亡。光武中興，土地兼并之風盛，頒度田制以抑豪民，惜不果行，莊園制遂興，豪戶多畜奴婢。仍行田租、鬻爵及鹽鐵專賣之制。雖軍費、官俸、交通、賑災、水利、教育之費頗巨，然屯田之制，亦著成效，故鹽鐵專賣，至和帝而止。東漢手工業興盛，遼東、河西畜牧業亦盛。光武初復五銖錢制，至獻帝時更為小錢。此外，兩漢黃金存量極豐，植林、絲織、冶鐵、造船、陶瓷、釀酒、製糖諸業並盛，其輕徭薄賦，節制資本之功歟？
三國魏晉南北朝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化期。土地制之轉變尤甚。屯田自東漢末發展至晉，變成占田與課田。北朝則全力推行屯田與均田。土地而外，莊園、礦冶、鑄錢及工商業亦漸上軌道。曹魏屯田，強兵足食；鄧艾攻蜀，先灌良田；蜀漢屯田，以攻為守；孫吳屯田，民無飢歲。本書詳釋晉之戶調、品官占田、軍屯、賦役、雜稅、工業、商業、幣制、商稅及寺院經濟諸項目。南北朝之工業，採礦、鑄造、制瓷、紡織，以至鹽法亦在討論之列。又分述宋、齊、梁之賦役，陳之屯田，北齊、北魏、西魏及北周之租調、賦役及均田制，與夫五胡十六國之賦役、冶鐵工業；並總論北朝經濟制度，優於南朝。
綜上所述，為余所理解葉兄編撰、補充先師「中國經濟史」等之內容。經濟史非余所長，苟有未當，是讀之未審，思之不精，非原錄之失也。1964年3月、4月及6月，先師先後於香港新亞書院三度演講「論語新解」，其認同及重視語錄式《論語》傳世價值可見也。時余雖有幸恭聆「新解」，愧未筆錄。葉兄獨能筆錄、補充並出版先師之「中國經濟史」等講稿。是篇以流暢之語體文寫成，深入淺出，士庶可讀。若人手執一冊，則可明了中國歷代經濟制度之得失，擇其善者應用於今日之工商社會、金融中心矣。妄申是序，敬祈賜諒。
梁天錫
1996年4月於香港能仁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