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賈誼為代表的漢儒對秦始皇的評價有兩大特點：一是評價較低（近乎全面否定），二是實用性強（重在討論大秦帝國的速亡）。
其實，秦始皇也不是全無是處，大臣失語也不是最初就如此，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在兼并六國之前大臣們在秦廷上常常是敢於講話，而且是講真話、實話；當時的秦王趙政也曾有過兩次知過善改的良好記錄。
第一次，鄭國間諜案出現之後，秦王趙政在秦國舊貴族的喧囂中錯誤地下達逐客令，收到李斯的《諫逐客書》後，立即收回成命，重用李斯。
第二次，滅楚之時，青年將領李信力主二十萬大軍可以滅楚，老將王翦認為非六十萬大軍不可。趙政認為王翦年老膽小，於是派李信率領二十萬大軍滅楚，慘遭大敗。趙政於是親自到王翦家中道歉、認錯，誠懇邀請其出山，並且滿足了他帶六十萬大軍出征和他個人所有的物質請求。
李斯上書，王翦直言，說明此時的秦王趙政深知堵塞言路是為政之大忌。所以，他以自己的行動倡導大臣進諫。
趙政的這兩次知錯改錯，第一次為秦國挽回了大批六國人才，為兼并六國儲備了大批有才之士；第二次重用了能臣王翦，滅掉了土地遼闊、實力強大的楚國，為兼并六國消滅了最後一個強大的對手。
秦兼并六國成功之後，趙政改秦王為始皇帝，創立皇帝制度，這時趙政的頭腦開始極度膨脹，再也意識不到自己還有可能犯錯誤了。一個人人生前期的成功並不能保證人生後期的成功。
秦始皇第一次滅楚之後承認自己有錯是因為打了大敗仗，戰爭以鮮血教訓了他，但是兼并六國之後，大規模的工程建設一個接一個地開工，他求仙問道，頻繁出巡，不立太子，不立皇后，焚詩書，坑術士，北擊匈奴，南征越地，給秦國子民帶來深重的災難，而這些並不能如兵敗楚國一樣立即讓秦始皇意識到犯了錯，兼并六國的成功使秦始皇飄飄欲仙，忘乎所以。
秦始皇稱皇帝之後，他的宮廷上並非完全沒有朝議爭辯，大臣們也並非一開始就患上了集體失語症。
比如說秦始皇建立郡縣制之時，以丞相王綰為首的朝中許多大臣一邊倒，集體反對，只有李斯支持秦始皇。這次朝議以秦始皇決意要執行郡縣制而告終。但是，郡縣制與分封制之爭並沒有結束。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淳于越再次提出了郡縣制不如分封制，結果引發了李斯的建言和焚詩書事件。
我們對比一下兩次郡縣制與分封制之爭，第一次秦始皇僅僅是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下令全國推行郡縣制，並沒有其他嚴厲的舉措，沒有對朝臣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第二次郡縣制與分封制之爭，秦始皇又採納了李斯的建議，但是這一次卻下達了焚書令。
秦始皇下達焚書令時並沒有處罰博士淳于越，但是淳于越和朝中大臣們的心理肯定承受了一次重大的打擊。賈誼說「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鉗口而不言」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前面講過，郡縣制與分封制各有利弊，但因為兩種制度的爭議而引來焚書令，誰還敢再多言？「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成為必然的結果。
以賈誼為代表的漢儒對秦始皇的否定性評價不是偶然的，它是漢代社會政治現實的需要。秦漢相承，時代相聯，賈誼儘管是漢文帝朝的少年才俊，但是，賈誼出生於公元前201年，也就是劉邦建立漢王朝的第二年。所以，他生活的時代是西漢初年，此期的現實政治讓人們更多地思考秦亡漢興的原因，更多地在總結秦始皇的過失，為新興的漢帝國提供歷史借鑒。正是這種時代因素讓人們來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貢獻，人們所有的著眼點都放在秦始皇的失誤上了。
政治的思考從來都必須服務於現實需要。漢代對秦始皇的評價也必然是為鞏固漢王朝的現實政治服務的，所以，漢儒評價秦始皇充滿了濃郁的當下的實用色彩。
那麼，漢代以降的學者又會如何評價秦始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