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對大秦帝國速亡的分析有沒有道理呢？
第一，關於「三主失誤」。賈誼認為秦始皇對大秦帝國的速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秦二世是沿襲秦始皇的錯誤不悔改，秦王子嬰是無奈。應當說，這個分析是恰當的。
我們看看掌權時間：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從二十二歲親政到五十歲病故，實際執政長達二十八年；秦二世在位僅僅三年；秦王子嬰繼位僅四十六天。單單從時間上看，對於大秦帝國的速亡，秦始皇絕對難辭其咎。秦二世在位雖然只有三年，但是這三年大秦帝國政治極度混亂，這加速了大秦帝國的速亡。到秦王子嬰繼位，秦始皇的兒女全部被殺，重臣能臣全部被殺，秦國無人可用、無兵可用。唯一可以支撐殘局的章邯也在此前被秦二世逼降項羽。所以，真正失誤的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秦王子嬰只是無力挽狂瀾於既倒。因此，賈誼對秦始皇、秦二世的問責是有道理的。對子嬰，賈誼並未苛責，看法也極有見地。由於秦始皇負有主要責任，所以，討論大秦帝國的速亡實際上就是對秦始皇的評價。
第二，關於「大臣失語」。賈誼認為，大臣失語是大秦帝國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個看法點到了命門上。不過，賈誼並沒有把這個問題講透，而他也不可能把這個問題講清楚。
為什麼「大臣失語」關乎國家要害？因為它關係到帝國制度的自我修復能力。
秦始皇個人犯錯誤並不要緊，如果秦始皇創建的皇帝制度是一個完善的制度，它自身一定會有一種自我修復功能，它能夠給皇帝以必要的修正。
綜觀中國古代的皇帝制度，挽救一個帝國敗政的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皇帝罪己；二是大臣勸諫成功；三是皇帝易人。
第一種，皇帝罪己。這一種方法最為不易，當皇帝者必須痛切認識到自己的過失，而且有認錯改過的決心（至少能裝裝樣子）。漢武帝就是曾下「罪己詔」改變治國過失的皇帝。漢武帝即位之後，發動了長達四十年的對匈奴的作戰，造成了天下人口銳減、財力匱乏的嚴重局面，整個社會都處於動蕩崩潰的邊緣。在這一危急時刻，漢武帝當即立斷，下罪己詔，檢討自己的過失，與民休息，大大緩和了嚴重激化的社會矛盾，維持了社會的穩定。
第二，大臣勸諫成功。這種情況最多。皇帝制度下的自我調整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大臣的勸諫。後代帝王還專門設置諫官，專門負責對皇帝的施政進行勸諫。
第三，皇帝易人。皇帝制度是典型的終身制。老皇帝總是要站好最後一班崗，生命不息，戰鬥不止，所以老皇帝不死，新皇帝不立，老皇帝的弊政就不能終止。皇帝易人有三種模式：一是皇帝死亡；二是宮廷政變；三是易代易帝。
但是，這三種模式都不容易實現。
皇帝死亡不是一廂情願的事，生命的代謝有它自身的規律，因此我們不可能指望一位昏君儘早過世。
既然昏君不死，那就只有另一種辦法，人為地除掉他。這就是政變！政變具有極大的風險，而且即使政變成功誰也無法保證繼位的皇帝一定是一位明君。
最後一招就是易代易帝。這在中國歷史上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自下而上的民變，或者稱之為農民起義；一種是通過自上而下的軍事力量逼迫皇帝退位，如司馬炎代魏建立西晉王朝，趙匡胤代周建立北宋王朝。
綜觀中國皇帝制度兩千多年的風雲變幻，政變、易代都具有極大的風險，成功率都不高，因為它需要多方面因素的相互配合；要皇帝認錯，下罪己詔也極其不易；唯獨大臣們的勸諫是皇帝制度下自我修復的一種最易實施的措施。
大臣失語對任何帝國都是一場災難。因為我們不能要求一位獨斷專行的皇帝時時事事都處理得當，朝議是在常態下修復帝國偏頗的最佳途徑。秦始皇稱帝之後，朝議漸漸流為形式，因為皇帝至尊至貴、至高至大，大臣們面對這樣的皇帝還能說什麼，還能做什麼？大臣的失語是皇帝制度的必然。
一個王朝的制度到了大臣們都不敢為它的長遠利益進行評說的地步，這種制度豈不是完全僵化了嗎？它怎麼會有生命力呢？
這一點不僅僅賈誼看到，早於賈誼的漢初名臣賈山也說過：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漢書·賈山傳》）
秦始皇確實不知道他已經把大秦帝國推到死亡線上了。原因是秦始皇喪失了自我認識和判斷的能力，他手下的大臣們又不能發表意見。
賈誼認識的局限在於他只看到了大臣的失語，但是他認識不到大臣失語的原因是什麼。大秦帝國一向不乏有識之士，他們看不出秦始皇晚年的種種過失嗎？如果看出來了為什麼他們不發表言論呢？大臣失語只是一種表象，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皇帝制度。
秦始皇建立的皇帝制度將皇帝置於權力的頂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必須絕對服從皇權。這樣，皇帝就高高凌駕於全體百姓與全體大臣之上，對話的基礎已經不存在。這種制度的設計帶有一種先天性缺陷，它存在一個至尊至貴的塔尖，高高坐在這個塔尖之上的最高統治者不受任何約束。任何制度都不應預設一個不受任何約束的統治者。沒有誰的屁股摸不得！如果預設了這麼一個最高統治者，它就可能成為這種制度的破壞者。
從歷史上看，秦始皇取代的周王朝，周天子雖然是天下的共主，但是他並沒有直接控制天下的能力，周天子的統治是通過大大小小的諸侯來實現的。也就是說，周天子是通過分權給天下諸侯來治理天下，由於分權，周天子的權力自然受到了限制。
至於商王朝，商代國君極重鬼神，商王的任何行事都要占卜，求得神的「指示」。因此，神權成為制約王權的一支重要力量，歷代商王也要將權分給鬼神。
秦始皇創建的皇帝制度與商、周都不同，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從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到地方的郡守縣令，都由皇帝一人任免。大秦帝國雖然也重祭祀，但是皇帝已經高高凌駕於一切之上，神權相對於皇權也被逼退了。
大臣們面對這樣一個處於至尊地位的皇帝毫無辦法，國家政事的好與壞全憑皇帝個人的素質和品格。在這種制度之下，要求皇帝個個是明君太困難了。即使是明君，還會有前後的變化。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勵精圖治，創造了開元盛世；後期卻貪圖享樂，葬送了大唐江山，也葬送了自己。這類前明後暗的皇帝在中國歷史上不乏其人。
秦始皇創立的皇帝制度葬送了大秦帝國，也為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留下了一整套統治模式，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巨大障礙。直到辛亥革命，才最終在形式上終結了皇帝制度。但是，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負面影響，帝王思想的完全清除尚需時間。
第三點，不施仁義。賈誼的這一觀點無疑是正確的。秦始皇不施仁義源於兩個方面：一是崇尚法家，二是遵循水德。
大秦帝國雖然沒有盡殺儒生，朝廷中還有儒學博士叔孫通等，可是，秦始皇卻非常喜歡韓非那一套法家的獨裁專制理論。所以，法家的專制思想在秦始皇后期逐漸成為他施行獨裁的理論基礎。焚詩書，禁錮思想，都是受法家的思想影響與支配。儒家的仁義完全不適合秦始皇的口味，儒家思想對鞏固專制統治的巨大作用，秦始皇完全不能認知。
水德說讓秦始皇認為水德屬冬，崇尚殺罰。所以嚴刑峻法是水德王朝的特點。這種五德終始的理論嚴重誤導了秦始皇，讓他迷信刑罰。
第四點，盡失民心。賈誼論述大秦帝國盡失民心也是極其中肯的。
賈誼論秦始皇是從大秦帝國的速亡開始，因為大秦帝國的速亡給漢朝人的刺激實在是太強烈了；而討論秦朝的速亡又是以陳勝、吳廣和山東六國的對比為基礎進行的，因為這最讓賈誼驚嘆不已。秦滅六國勢如破竹，可見秦國比六國強大得多；但是，強秦卻敗於陳勝、吳廣。難道陳勝、吳廣比六國強大得多嗎？
《過秦論》言：
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櫌棘矜，非錟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史記·秦始皇本紀》）
賈誼認為：陳勝的地位遠比六國之君低得多，陳勝軍隊的武器、素質比六國軍隊差得多，至於統兵的將領更趕不上六國的將帥，但是六國於秦一敗塗地，陳勝於秦卻贏得了天下的群起響應，最終推翻了強大無比的大秦帝國。
陳勝面對大秦帝國所表現出來的「強大」讓賈誼驚呆了，所以《過秦論》兩次拿陳勝與六國對比，而且還專門為陳勝書寫了一段。不過，賈誼筆下的陳勝實在是不堪入目的下三爛：
陳涉，瓮牖繩樞之子，甿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