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自孝公以來的七位國君都能夠完成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絕非偶然，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是這七位國君都非常重視發現和重用人才。戰國七雄之中唯獨秦國在重用人才方面成就最為突出。秦國重用人才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唯才是用。選才不以國別為界，換句話說，秦國的這七位國君都重用了秦國以外的人才。比如秦孝公重用的商鞅是衛國人，秦惠文王重用的張儀是魏國人，秦武王重用的甘茂是楚國人，秦昭襄王重用的范雎也是魏國人。秦莊襄王重用了衛國人呂不韋，秦王趙政重用了楚國人李斯、魏國人尉繚，而且，秦王趙政手下的名臣將相還有許多六國人。這些人才都與秦國統治者毫無血緣關係，卻備受重用，可見秦君任人唯賢，而非任人唯親。
第二，用人不疑。比如秦孝公不顧舊貴族的極力反對，堅定不移地信任商鞅，始終如一地支持商鞅推行變法改革，這就是用人不疑的顯例。秦武王面對大量狀告甘茂的上書，最終還是信任甘茂，繼續增兵，終於攻佔了軍事重鎮宜陽，洞開了韓國的西大門。到了秦王趙政時，韓人鄭國入秦做間諜被發現，宗室大臣趁機建議逐客，為此李斯上《諫逐客書》，透闢地闡明了重用人才與秦國強大的利害關係。趙政大為稱賞，立刻廢除逐客令，提拔李斯為廷尉，從此信任倚重李斯十幾年。這種用人不疑的做法，對國家治理與強盛來說，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禮賢下士。比如秦孝公接見商鞅與他談話，不知不覺就挪動身體靠近商鞅，近距離地聽取商鞅的治國之策，而且連續好幾天都不知疲倦。再如頓弱見到趙政不行禮，趙政依然接見。這種謙恭、禮賢下士的態度，怎能不讓人竭盡所能地助秦一臂之力？這說明，秦國統治者至少在事業未竟之時，是很重視禮賢之道的。
這些事例一再證明，秦國七代國君始終如一地把重用人才當作實現統一天下目標的重要手段。他們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兼并六國是自己的歷史使命，在沒有重大失誤的前提下，都出色地完成了自己應當承擔的歷史重任，最終促成了由秦統一天下的大趨勢。這是秦完成統一大業的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