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的內容，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經濟制度，也包括軍事制度。人類歷史上任何一項變革都不會一帆風順，其間總是會觸犯一部分人的利益，這不可避免地會引起反對派不遺餘力的攻擊與力所能及的阻撓。事實上，商鞅變法策略在具體實施之前就引發了激烈的辯論。立志圖強的秦孝公也有些猶豫，按照秦國的慣例，國君一時決斷不了的事情，允許在朝廷上爭論。商鞅與堅決反對變法的兩個代表甘龍、杜摯進行了激烈辯論，這也是商鞅為變法掃清障礙的一次理論鬥爭。商鞅高舉兩面大旗：一是「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二是「治世不一道，變法不法古」。商鞅的意見得到了急切希望變法圖強的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任命商鞅為左庶長（第十級軍功爵），開始推行變法。
在變法推行和實施過程中，商鞅緊緊把握四條原則，從而使變法得以順利執行。
一是徙木樹信。
商鞅變法是要依法治國。雖然從本質上講，商鞅所處的戰國後期不可能出現現代意義上的「以法治國」，但是，商鞅要變法就必須令行禁止，否則，「令而無信」比「言而無信」更為可怕。
為了樹立新法的威信，商鞅創造了一個「立木為信」的神話。據《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在變法令擬定之後，特意在都城市場的南門立了一個三丈高的大木頭，下令說：誰要是能把它搬到北門，賞十金。賞金這麼重，做起來又易如反掌，因此，誰都不信，沒有一個人去搬。商鞅一看，立即加碼：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的賞五十金。這下子，整個市場炸了窩，誰信啊？最後，有一個人，愣是把這根木頭從南門搬到北門。商鞅立即兌現諾言，賞了此人五十金。商鞅「立木為信」的故事立即傳遍全國。通過這件事，商鞅為新法的執行樹立了最基層的廣泛的信譽，這一點非常重要。
二是懲貴戚。
下層百姓不敢輕犯王法，只有貴戚敢於冒犯王法。商鞅變法的第二年，就碰到了這樣的大難題：太子犯法了。這位太子就是秦孝公死後即位的秦惠文君。
太子犯了法，應該怎麼辦？
商鞅著實犯了難。但是，要變法，就不能不管太子犯法這檔事兒。太子是「嗣君」，「不可施刑」，商鞅用變通的方法處理了這一大難題：「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商鞅把太子的老師公子虔、公孫賈兩個人處罰了一通。受到處罰的公子虔「四年」以後「復犯約，劓（yì，義）之」。「劓」是一種割掉鼻子的刑罰，公子虔第二次犯法，連鼻子都沒有保住。身為太子之師，連鼻子都割了，公子虔能不恨商鞅嗎？
更難堪的是太子。他犯法也得受罰，雖然處罰沒有落在他自己身上，但是，別人代為受過，他更難受。那叫罰在公子虔的身上，疼在太子的心上，最終導致「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公室貴戚多怨望者」。
商鞅的強硬態度遭到了以太子為首的一大批貴族的強烈反對。
秦孝公一死，多年杜門不出的太子傅公子虔立即誣告商鞅謀反，秦惠文君下令抓捕商鞅，這才有了我們開頭講的商鞅匆匆逃離秦國的故事。但是，商鞅逃離秦國之後，魏國因為其曾經打敗過魏國名將公子卬，記恨商鞅，不准他入境，還將商鞅武裝押解回秦。所以，無處可逃的商鞅最後慘遭車裂酷刑。
三是先經濟後政治。
商鞅變法是從經濟變革入手，然後再進行政治變革。經濟是基礎，經濟變法成功了，就為牽涉眾多人事的政治改革準備了基礎、樹立了典範。
四是法典化。
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一條是變革措施法典化。
商鞅變法的措施大多制度化、法制化，或者成為政令。這種制度化最重要結果是商鞅變法的內容不大可能會因秦孝公、商鞅的去世而被廢止，從而出現「人存政存，人亡政息」的局面。事實也正是這樣，孝公去世以後，原先堅決抵制變法的太子繼位，對商鞅變法的措施並沒有廢除。
商鞅在變法過程中抓住了以上四個重要方面，變法取得了驚人的效果。
商鞅變法使秦國的綜合國力迅速增強，稱霸諸侯：商鞅率領秦軍，奪取了魏國的重鎮安邑；周天子承認秦國的霸主地位（「天子致胙」），天下「諸侯畢賀」。
秦孝公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秦軍大敗魏國軍隊，俘虜魏國主將公子卬，因此「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自此之後，人們都習慣稱商鞅為商君。
魏國吃了敗仗，只得割地求和，把河西之地獻給秦國，都城也從安邑被迫遷到大梁（今河南開封）。魏國國君從此與大梁結緣，魏惠王懊悔地說：「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商鞅確實是此期最卓越的政治家，他的變法適應了戰國後期的現實訴求，使秦國迅速擺脫困境，走上了崛起的大道。
但是，重用商鞅的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也是秦孝公，沒有秦孝公何來商鞅變法！真正使秦國迅速走上崛起之路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是繼秦襄公、秦穆公之後，在秦國崛起的歷史上又一位有重大貢獻的國君。可惜的是秦孝公生命不永，四十四歲英年早逝。他的兒子秦惠文君繼位之後，立即車裂了商鞅，但是，商鞅在秦孝公鼎力支持下創立的富國強兵的制度並沒有被廢除。
為什麼呢？因為商鞅變法使秦國迅速富強起來，這個現實是有目共睹的。商鞅的改革制度化程度很高，也不容易改變。所以，秦惠文君從秦孝公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富強的秦國，但是，秦國的富強引起了其他六國的高度警惕，秦惠文君能在秦國崛起的大道上繼續做出貢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