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1400時
南希·傑克斯忙著解剖猴屍的時候，C·J·彼得斯坐在德特里克堡總部大樓的會議室里。與會者的職業生涯岌岌可危。全世界知道埃博拉病毒含義的人幾乎都在這個房間里，圍坐在一張長形會議桌前。拉塞爾將軍佔據桌首的位置，他身穿軍服，高大硬朗，主導這場會議。他不希望會議變成疾病控制中心和陸軍的爭權戰爭，但也不希望疾控中心接過控制權。
丹·達爾加德在場，他穿黑色正裝，顯得拘謹而冷淡——其實是緊張得不知所措。大鬍子吉恩·約翰遜瞪著桌面，一聲不吭。弗吉尼亞州和費爾法克斯縣衛生部門的官員也在場。弗雷德·墨菲（埃博拉病毒的共同發現者之一，拉塞爾將軍叫來的疾控中心官員）身旁是疾控中心的另一名官員，約瑟夫·B·麥考米克醫生。
喬·麥考米克 是疾控中心特殊病原體部的主任，埃博拉病毒的另一位共同發現者卡爾·約翰遜曾管理這個部門。喬·麥考米克是卡爾·約翰遜的繼任者，約翰遜退休後，他得到了這個任命。他在非洲生活和工作過，相貌英俊，性格世故，有一頭黑色捲髮，戴「芙蓉天使」牌 眼鏡，聰明而野心勃勃，有魅力，會說服人，脾氣急躁而張揚，在職業生涯中有過不少豐功偉績。他發表過有關埃博拉的重要研究論文。和房間里的其他人不同，他見過和醫治過埃博拉病毒的人類感染病例。
可是，喬·麥考米克和C·J·彼得斯兩人水火不容。這兩位醫生間的不和可以追溯到多年之前。為了尋找埃博拉病毒，兩人都去過非洲大陸最黑暗的角落，但他們都沒有找到病毒的天然宿主。喬·麥考米克和彼得斯此刻顯然都感覺他們正在逼近病毒，正準備發動驚天動地的獵殺。
首先發言的是彼得·耶林，他共同發現了這個在猴群內蔓延的毒株。耶林起身講話，用圖表和照片闡述觀點。他坐下後輪到達爾加德發言。達爾加德非常緊張。他描述了他在猴舍內見到的臨床癥狀，等他講完，他覺得誰也沒有注意到他的緊張。
緊接著，喬·麥考米克起身發言。他發言的內容尚有爭議。研究所有研究所的說法，疾控中心也有自己的說法。按照陸軍的說法，他轉向彼得·耶林，說的話大致是這個意思：非常感謝，彼得，感謝你通知我們。大孩子來了，你們就乖乖地把事情交給我們吧，免得傷到自己。我們在亞特蘭大有世界一流的隔離設施。我們會帶走你們所有的原始材料和病毒樣本。後面就交給我們啦。
換句話說，陸軍研究所認為麥考米克企圖把自己打扮成獨一無二的埃博拉專家，認為他企圖接管病毒爆發的管理權，奪走軍方手上的病毒樣本。
C·J·彼得斯被這番話氣得七竅生煙。他越聽越憤怒，認為這種態度「異常傲慢和侮辱人」。
麥考米克的記憶卻不太一樣。我打電話給他，他答道：「我肯定我問的是要不要幫忙或協助處理雷斯頓的動物傳染危機。我不認為當時有什麼衝突。就算有怨恨，也來自他們，而不是我們，至於原因嘛，他們比我更清楚。我們的態度是：嘿，朋友們，幹得好。」
麥考米克和陸軍研究所的關係一向不好，雙方的衝突早有歷史。麥考米克曾公開批評過軍方的埃博拉專家吉恩·約翰遜，說他花了很多錢考察奇塔姆洞穴，卻不肯發表考察結果。麥考米克向我這麼表達他對軍方的看法：「他們只想告訴你他們做過研究。但是，想證明你做過研究，正確的方式是發表論文。我的批評絕非毫無道理。他們花費的是納稅人的金錢。」另外，「他們投入這個領域的時間有誰比我多？我處理過人類感染埃博拉的病例。當時開會的其他人都沒有這種經驗」。
麥考米克的經驗是這樣的：1979年，疾控中心接到報告稱埃博拉走出隱匿之處，再次肆虐蘇丹南部，還是在1976年它首次出現的那個地區。局勢很危險，不但因為病毒本身，還因為蘇丹正在打內戰——埃博拉橫行的地區同時也是戰區。儘管如此，麥考米克還是自願前去採集人類血液樣本，將毒株活著帶回亞特蘭大。一位名叫羅伊·拜倫的疾控中心醫生和他一同前往蘇丹。麥考米克和拜倫乘一架輕型飛機來到蘇丹南部，兩位專飛無人區的飛行員惶惶不安。日落時分，他們在一個贊德村莊附近的跑道降落。飛行員嚇得不敢走出飛機。天快黑了，飛行員決定就在機艙里過夜，把飛機停在跑道上。他們警告麥考米克和拜倫說天一亮他們就起飛，所以兩位醫生必須在天亮前找到病毒。
他們背上背包，徒步走到村莊里尋找埃博拉。他們來到一間泥砌茅屋前。村民站在茅屋四周，但誰也不肯進去。他們聽見人類痛苦的呻吟聲。門洞黑黢黢的，他們看不見茅屋內的樣子，但知道裡面肯定有埃博拉。麥考米克在背包里尋找手電筒，但手電筒點不亮，他這才發現自己忘了帶電池。他問村民怎麼能照亮，有人給他一盞提燈，他們走進了茅屋。
多年以後，麥考米克對我說，他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幕。他首先看見的是許多雙血紅的眼睛瞪著他。茅屋裡散發著濃重的血腥味。人們躺在地上的茅草墊子上。有些人正在抽搐——最後階段，死亡降臨——僵硬的身體在痙攣，眼珠翻得只剩眼白，血液湧出鼻孔和直腸。還有一些人已經陷入臨終昏迷，一動不動，血流不止。茅屋是個高危區域。
麥考米克打開背包，找出橡膠手套、紙質外科手術服、紙質手術口罩和套在鞋外面的紙質長靴，以免沾上病人的血液。穿戴整齊之後，他把血樣試管和注射器放在一塊草墊上，開始從病人身上抽血。他在茅屋裡跪著工作了一整夜，採集血樣，儘可能地照顧病人。拜倫從旁協助。
夜裡的某個時候，麥考米克正在從一位老婦人身上抽血。老婦人突然抽搐和扭動——痙攣發作。她亂揮胳膊，沾血的針頭滑出手臂，刺進了麥考米克的大拇指。糟糕，他心想。這就足夠了。病毒已經進入我的循環系統。
黎明時分，他們收拾起血液試管，跑向飛機，將樣本交給飛行員。麥考米克面臨的問題是他該怎麼辦，他被沾血針頭刺傷，這屬於嚴重暴露。他在發病前只有三四天時間。他應該立刻離開蘇丹，去醫院就診嗎？他必須下決定——是和飛行員離開，還是留下面對病毒。飛行員顯然不會再跑一趟來接他。假如他打算離開並尋求醫療幫助，那就只有現在這一個機會了。但另外還有一點。他是醫生，而茅屋裡的那些人是患者。
他和拜倫一起返回村莊，找了間茅草屋休息了一個白天。晚上，他和同事與聯合國派駐當地的人員吃飯，麥考米克至少喝了半瓶蘇格蘭威士忌。他胡言亂語，最後醉倒在地。拜倫拖著麥考米克走進旁邊的茅屋，讓他坐在小床上，輸了大劑量的血清——血清來自僥倖逃過埃博拉病毒的幾名非洲人。這或許能幫助麥考米克抵禦病毒，但也可能沒用。那天夜裡，雖然喝得爛醉，但麥考米克還是睡不著。他醒著躺在床上，回想針頭如何刺進大拇指，想像埃博拉在血液內開始自我複製。
接下來四天，他在那間茅屋裡救助埃博拉患者，但始終沒有頭痛。另一方面，他像老鷹似的觀察那位老婦人的情況。第四天，他吃驚地發現老婦人恢複了。她沒有感染埃博拉。她很可能只是瘧疾發作而已。她當時不是埃博拉末期的痙攣，而是因為高燒在打擺子。他活著從行刑隊的槍口前走開了。
回來說德特里克堡的會議，疾控中心的代表喬·麥考米克認為埃博拉病毒沒那麼容易傳播，尤其是難以通過空氣傳播。他連續幾晝夜待在滿是埃博拉患者的茅屋中，呼吸那裡的空氣，卻沒有生病。他強烈認為埃博拉不是很容易感染的疾病。因此，按照他的觀點，情況並不像陸軍研究所這些人認為的那麼危險。
丹·達爾加德向這幾位專家提問：「你們得到我們的樣本之後，要多久才能知道究竟有沒有病毒？」
C·J·彼得斯答道：「就我們掌握的情況而言，也許需要一周。」
喬·麥考米克插嘴道，等一等，他有全新的快速化驗手段，能在十二小時內確定樣本是否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的看法是病毒和樣本應該交給疾控中心。
C·J·彼得斯扭頭瞪著麥考米克。C.J.怒不可遏。他不相信麥考米克擁有快速化驗埃博拉的手段。他認為喬·麥考米克在扔煙霧彈，企圖染指病毒樣本。他認為爭奪病毒控制權就像一場賭注極高的賭局，麥考米克是在虛張聲勢。局勢非常微妙，因為他不能當著州政府的衛生官員說：「喬，反正我不會相信你。」他提高嗓門說：「傳染病正在流行期間，現在不是實地驗證新技術的好時機。」他的看法是德特里克堡比亞特蘭大的疾控中心更接近爆發地點，因此也就更適合讓陸軍研究所掌握樣本，嘗試分離病毒。他沒有說（也沒有理由告訴對方）南希·傑克斯此刻正在檢查那七具猴屍。還有，研究所正在培養這種病毒。俗話說佔有即所有，而組織樣本和病原體都掌握在陸軍研究所手中。
疾控中心的另一名官員弗雷德·墨菲坐在麥考米克旁邊，他逐漸意識到疾控中心在這場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