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認為，人就是他自己的和別人的奴隸。他攻擊人的道德原則。「超人」就是他自己的法律，他是自律的，他希望把這種法律加之於群氓身上。
這些群氓所想的只是藉助基督的屈辱、謙遜和受苦等教訓，強迫偉大而自由的人屈服在「奴隸道德」之下。他們遵從一種蒼白無血色的基督教理想，他們用這種理想去評斷一切人。一種基督徒的思想被誤解了；即使當他低首捫心自問，其真實意圖也還是要提高自己。
他最大的樂趣只是非難別人的平凡微小。在傳統基督教的意義上說，自認為道德和良善的社會，憎恨更高類型的人，並認為他的孤立是因罪得來。這種社會所希望的道德不過是要把每個人劃歸到他自己一樣的水平；基督徒驕傲地高居評斷地位，但耶穌不是一個審判者，尼采對耶穌總是保持很高的敬意。
尼采強調一個事實，即耶穌反對那些評斷別人的人，耶穌希望破壞他那個時代的道德觀念。耶穌反對猶太傳統，反對「公正的」「高貴的」統治者，尼采說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在那個時代就因為這個罪名，他必須死，所以耶穌之死不是因為別人的罪。耶穌揚棄了罪惡的觀念，他怎麼可能會為了別人的罪而死呢？
上帝像生命一樣，是善惡的彼岸的。基督的道德觀念只適於基督本人的生活體驗。這個思想很接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法庭審判官的思想，因為這位審判官也把基督的道德觀念，只留給少數的超人，耶穌是曾經在世界上活過的唯一基督徒，但是他被人類釘死在十字架上了。猶太基督教的道德是庸人反對強者和特立獨行者的一種本能，也是反對自創法律的快樂者的本能。基督教的道德觀念是怨恨的產兒，並且自己表明了它對善惡的無知，它告訴我們，只有上帝才有這種知識。
但上帝已經死了！
尼采稱我們這種思想上的變化，是我們這個時代中一件最偉大的事。信仰上帝，已不可能，也不再值得接受，有如日垂西山，東海逝波。現在，對於那些了解此事的人，世界表現得更為古老、生疏、可疑；後於基督教的時代已經開始了。沒有人知道這件事的結果會是什麼。
以往建立在上帝信仰基礎上的一切觀念都瓦解了，例如整個歐洲的道德觀念。可怕的恐怖必定隨之而來。只有少數人，就是那些實際上屬於未來世紀但已經過早降生的人，也就是生活於高山之巔的人，才非常想獲取未來的知識以解答謎語。只有這些人才會看見光明、幸福、激勵和新的一天的日出。他們的內心充滿感激、驚奇和期望。他們的船又可以駛向未知的海域。他們被允許大膽追求新知識，無邊的海洋擺在他們的面前。
上帝已經死了。
這個可怕的宣告，集合了尼採的一切力量給基督教的神聖信念以最後一擊。他尊敬甚至讚揚耶穌，但是他否認耶穌對我們這個時代還有任何意義。
「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當我們聽到古老的鐘發出響聲時，我們問自己，這個可能嗎？」
這仍然是為兩千年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一個猶太人而做的？
這個猶太人告訴我們他是上帝的兒子。
我們的宗教是從一些古代信仰轉變為現代的。我們被安排去相信有一位與平凡女人生孩子的上帝；相信一位要求我們不要繼續工作並且告訴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注意世界末日象徵的聖者……他要求他的門徒們去飲他的血……
這些事情還能被相信嗎？
尼采這位反基督者，也有類似於克爾愷郭爾思想的傾向，對於把國家和宗教在世俗層面上混合，他表示憤慨。原始基督教教導人不要依從國家，甚至為了精神的自由讓人把自己與家庭分開。現在，我們的政治家們明顯地改變了這一點，他們的行為雖然違反基督徒的精神，然而他們參加教會集會，在演說中他們促進基督教的思想，世俗和耶穌的信仰之間的裂隙已被消滅了。
如今，一個基督徒可能是一個士兵，可能是位法官，也可能是其他種種身份的人。他們維護自己的榮譽而不接受屈辱；他們傲慢，好像他們從未聽過那位謙遜的加利利人的教訓，教會已變成耶穌曾希望廢棄的制度。
「只有猶太的傳統才可能產生耶穌。我是指籠罩在耶和華的黑暗可怕的烏雲之下的景色。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才會把那從滿天烏雲中突然而神奇地穿透而出的一線陽光，認為是『愛』的奇蹟，認為是一線希望之光。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基督才能夢想他的虹霓，夢想他走向天國的樣子」，現代人不能再接受耶穌的教訓。
他將堅忍地面對他的命運而與敵人相鬥。他不再需要那些無所事事只是「麻痹人類罪惡」而不強化人類面對罪惡之力量的教士，結果是普通的基督徒成為了不幸的人物，他不應接受那種基督教用以威脅他死後的嚴酷懲罰。基督教創造了罪業，靈魂脆弱了，對基督教的救治之道的信念很快缺失了。教會不是別的，只是墳墓和上帝的墓石。
尼采對基督教道德的憎恨，延伸到對猶太民族的批評。他說：「罪業是猶太人的一種情操，也是猶太的創造物。」他認為，猶太人在理智和意志力方面所累積的資料，世代受苦和受迫害的結果，使得他們到處怨恨。不過，尼采也讚揚他們曾經產生過像耶穌那樣最高貴的人，像斯賓諾莎那樣最純凈的聖者以及像《聖經》那樣的最有力的道德典範。
尼采把基督教稱為憐憫的宗教，是敗壞我們生命力的抑悶的情操。憐憫消滅了高尚的生活格調；它使人走向脆弱，也促成了虛無主義的實現。基督教的上帝是一個病弱的上帝，是一個反對偉大生活一切自然而激烈衝動的上帝，所以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乃是心理上的退化者。
在「新約」中只有一個高傲的人：彼拉多。他所輕視的問題「何謂真理」是「新約」中唯一有永久價值的一句話。北歐強健神族的活力，被這個基督教的上帝剝奪了；他們已變得病弱衰老，他們已不能產生新的宗教概念。
兩千年過去了，沒有一位新上帝降臨人世，基督教玷污、毀壞了一切事物，創立了一種虛假的平等，以虛偽、神聖、貧血的理想麻痹我們的生命力，因為生命的法則是高於基督教的理想主義之上的。
尼采非難教會曲解了人對於性的態度，性是人類最強烈的本能。教會永遠詛咒性方面的事情，好像「罪業」這個詞是性的同義詞。把精神力量浪費在基督教是可怕的。我們的教會使用一種衰落文明的可怕技巧去攪亂人的精神力量：他們使他感到有罪。
尼采對傳教工作的批評也同樣嚴厲。他認為基督教會實際上只是許多原始宗教儀式和信念的集合，基督教的傳播其原因主要不在於基督教的儀式，而在於儀式中普遍的異教成分（如最後的晚餐）。無論傳教士到達什麼地方，教會都會使它自己容納既有的迷信和習俗；這種技巧看來是說服異教徒的一種巧妙方法，也說明了它粗鄙的理智狀況。原始種族非常地願意接受威士忌和基督教這兩種歐洲的麻醉劑。由於這兩個原因，他們便非常迅速地墮落了。
當然，這種基本缺乏勇氣且虛偽的教會，積重難返，是不容易改革的。宗教改革不過是麻痹基督教的另一半而已。當馬丁·路德挾其歪曲的神學到來的時候，歐洲早已從中了基督教的毒藥而導致的昏迷不醒中重新蘇醒過來了。文藝復興使藝術與科學有一種幾乎是奇蹟似的再生的希望，而在羅馬這個垂死教會的所在地上，新生命也興盛起來了。
如果不是由於馬丁·路德的到來，這種發展是毫無疑問的了。教皇愷撒·博爾基亞將是這個結束墮落而垂死的基督教的人，可是馬丁·路德來了，這個教士充滿仇恨本能，傾向於領導鄉野鄙夫來反抗文藝復興。他驚愕地發現，沒落的教皇已不再掌有權勢了，而對生命的肯定正被文藝復興的勢力所代替。
正如他們經常破壞每種其他偉大的自由一樣，這些德國人破壞了文藝復興。「他們是我的敵人」，而他們這些污濁的人碰遍了一切東西。他們的良心促生了新教，帶來了歐洲最無可救藥的病弱。
尼采認為，馬丁·路德不了解教會的勝利，只看到它的腐敗，不了解任何勝利力量將允許的高貴的懷疑精神和容忍精神。他把聖書放在每個人的手裡，包括那些信仰破壞者的學者之手。克爾愷郭爾是新教徒，但克爾愷郭爾對馬丁·路德也有同樣的責難。馬丁·路德允許教士們有性的自由，卻不明了，四分之三的人的信仰，尤其是女人的信仰建立在所謂教士不服從物理法則的那種見解上面。
馬丁·路德揚棄較高類型的人，因為他憎恨他們。他表示出平凡人物、市儈氣的群眾心理的勝利，這表明一切精神光輝的結束。
在1870年左右，政治方面在上升而日益繁榮的時候，尼采看到了歐洲在理智和精神方面貧瘠的最初徵兆。他寫道：
我們要麼因宗教而衰亡，要麼宗教因我們而衰亡。
大約十年以後，他診斷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缺乏威信、充滿憂慮和急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