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要對這篇文章做公平的論斷，就應該從音樂的命運中去感受苦痛，正如從外傷受到苦痛一樣。當我因音樂的命運而感受苦痛時，究竟受到了什麼樣的苦痛呢？那是因為音樂已被剝奪了美化世界和肯定的性格，現在已成頹廢的音樂，不再是狄俄尼索斯的笛聲了。但是，假如一個人覺得產生音樂的原由，就是他自己存在的原由，就是他自己感情表露的話：那麼，他會發現這篇文章非常溫和而謙恭。
作為一個老炮手而言，誰能懷疑我能把大炮瞄準瓦格納？我具有這方面一切決定性的東西，我喜歡過瓦格納。但畢竟，對一個比一般人較為狡猾精明的「不認識的人」加以攻擊，而這個「不認識的人」又是別人不太容易看得出，這是我畢生事業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除了一個音樂騙子 以外，還有很多別的「不認識的人」需要我去撕掉他們的假面具，尤其是，我必須攻擊德國人，因為他們在精神事務方面，不斷地變得更懦弱，而在本性方面，則不斷地變得更貧乏，也更「老實」，德國人以很大的胃口，把一切矛盾集於一身，把「信仰」與科學，基督教的博愛與反閃族主義，權力意志（建立一個帝國的意志）與謙卑的福音等，一股腦兒狼吞虎咽，吃了個乾淨。
所有這些，竟沒有一點消化不良的跡象：在所有這些矛盾之中，他們不站在任何一邊，好一個沒有選擇的胃口，好一個「不自私」。好一種正義感，將平等權利給予一切人，發現一切東西都是可口的：無疑的，德國人都是理想主義者。
當我最後一次來到德國的時候，我發現德國人的口味，正等同看待瓦格納和薩金恩的喇叭手。我親眼看到萊比錫人如何創立李斯特學會，來培育和傳播狡猾的教會音樂，以崇敬一個真正的和最德國味道的音樂家，這裡所用「德國的」這個字，是就以往的意義而言，即海因里希·邵茲，德國人無疑都是理想主義者。
但是，這裡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使我不粗魯，沒有什麼東西使我不告訴德國人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實，除了我，還有誰去做這件事呢？我是說他們對歷史事實不嚴謹。德國的歷史學家們不但完全失去了對文化進步和文化價值那種廣泛的觀點，他們不但都是政治的（或教會的）傀儡，而且他們更詛咒這種廣泛的觀點，最主要的，是一個人必須先是「德國人」。他必須屬於「這個種族」，只有這樣，他才能決定一切歷史的價值和價值的缺乏，只有這樣，他才能建立它們。
「我是德國人」這句話構成了一個憑證，「而德國重於一切」這句話則構成了一個原則，德國人代表了歷史上的「世界道德秩序」，在他們與羅馬帝國的關係上來說，他們是自由的指導者，在他們與十八世紀的關係上來說，他們是道德的復興者，是「無上命令」的復興者 。恐怕還有一種反閃族史，還有宮廷史，對這種宮廷史，特雷茨基竟然不感到害羞。近來有一種愚痴的意見，即斯瓦比亞美術家維謝 的理論，把德國報紙的流通，當作每個德國人必須贊同的「真理」。這就是說：「必須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合在一起以構成一個整體，美的再生和道德的再生。」這些話真使我感到厭煩，我很想告訴德國人，甚至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告訴德國人關於他們內心上早已具有的東西。
過去四百年來，一切對文化所犯的罪行，都來自他們內心，而且總是基於同樣的理由，由於他們在面對現實時的根本怯懦，也就是面對真理時的怯懦。由於那幾乎成為他們本能的虛假，由於「理想主義」，德國人剝奪了歐洲的收穫，剝奪了歐洲最後偉大時期的意義。文藝復興：當那些更高價值，當那肯定生命保證未來的價值，在他們擁護者的內心，勝過了那些墮落的價值時，這就是歐洲的收穫。可是，馬丁·路德，這個要命的修士，正當教會和基督教要倒下去的時候，他不但恢複了教會，更恢複了基督教。
否定生活意志的基督教，居然成為一種宗教，馬丁·路德真是一個令人無法忍受的修士，這個修士，因為「無法忍受」而攻擊教會，但結果卻恢複了它，羅馬舊教很有理由舉行慶祝會以紀念馬丁·路德，並為他創作節日戲劇。路德和道德再生！毫無疑問的，德國人都是理想主義者。有兩次不同機會，當德國人由於非常大膽和自製而獲得一種誠實的、明白的以及完全科學的心靈態度時，他們曾知道如何去發現一條密道以回到舊「理想」，真理和理想調和以及在根本上如何拒絕科學和恢複虛偽的理由。
萊布尼茲和康德，這兩個人是歐洲知識良心的累贅！最後，當一個最偉大的天才和意志力量，出現在跨越兩個頹廢世紀的橋樑上，而這個力量之強大，足以把整個歐洲結合在一起，以構成一個政治和經濟單位時，德國人以其獨立戰爭，剝奪了歐洲的意義、偉大的意義，剝奪了拿破崙的生命。因此，他們該對一切由此而產生的結果，一切今天存在的東西負責，對有害於文化的衰弱和愚鈍，苦惱著歐洲的民族主義精神病，把歐洲分化為許多小國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卑下政治負責。
他們剝奪了歐洲本身的意義和智慧，他們把歐洲帶入窮巷，除我以外，有誰知道一條走出窮巷的道路嗎？有誰知道一件足以重新結合歐洲各民族的偉大事業嗎？
最後，為什麼我不表示我的懷疑呢？對我個人，也是如此，德國人企圖使一個偉大的命運，只產生一個羞怯的小人物。一直到現在，他們與我妥協：我不知道，將來是不是會變得好一點。啊！我多麼地想在這裡證明一個錯誤的預言：我的讀者和聽眾早就是俄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法國人，他們將永遠一樣嗎？在人類知識史上，代表德國人的，只是一些有問題的人物，他們只產生了一些「不自覺」的騙子。這個字可以適用於費希特、謝林、叔本華、黑格爾和施萊爾馬赫，以及康德和萊尼布茲，他們都只是製造面具的人。
德國人絕對沒有產生過人類智力史上最誠實的智力，也就是說他們沒有產生過超越四千年來欺詐真理的智力，對我而言，「德國的智力」，是一種令人厭惡的空氣，在接近那種現已成為本能的心理上的不潔凈，在所言所行中，這種不潔凈把德國人的性格顯示出來了，我就會感到呼吸困難。他們不能像法國一樣，一個拉·羅希弗考德，一個笛卡兒，就比德國人當中第一流思想家，千百倍地誠實，他們決不能忍受十七世紀那種強烈的自我省察，一直到現在，他們都沒有產生一個心理學家。但是，心理學是一個種族潔凈與否的測量標準。
如果一個人不潔凈，他怎麼能夠有深度呢？德國人像女人一樣，我們決不能探尋他們的內心深處，他們沒有深度，甚至連膚淺都談不上，在德國，所謂「有深度的」就是這種對自我的本能的不潔凈，我們剛才已經說到過這一點，他們不會明白他們自己的本性。我們不可以把「德國的」這三個字當作一個普通形容詞，以表示這種心理上的腐敗嗎？例如，德皇現在宣稱解放非洲黑人，是他作為基督徒的一種義務。
在我們這些優秀的歐洲人當中，這句話就可以被稱為「德國的」。德國人曾經產生過一本具有深度的書嗎？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東西構成深度。我知道好多學者們把康德當作有深度的。恐怕在普魯士宮廷里，特雷茨基是有深度的。當我偶然讚美司湯達是一個有深度的心理學家時，在德國大學教授當中，我常常不得不為他們吃力地講出他的名字。
為什麼我不繼續進行到最後呢？我喜歡承認一切東西。甚至被人們視為一個卓越的輕視德國者，也是我的一部分野心。在我26歲的時候，我早就表示過我對德國人性格的懷疑（請看《不合時宜的思想》第三部分），德國人使我無法忍受，每當我要想到一個不合我本性的人時，我總會想到德國人。
我對人的第一個考驗是看他內心有沒有一種距離感，看他是否看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階級、等級和秩序，看他能否區別人和人的高低，因為這是構成一位君子所必需的東西。否則，他必然是屬於那種赤裸的和非常溫順的一種人，即賤民，但德國人都是賤民，因為，他們都太溫順了，如果一個人與德國人交往，就會把他自己貶低了。德國人把所有的人都放在一個相等的基礎上。如果把我與少數藝術家，尤其是瓦格納的相處除開，我可以說我沒有與德國人消磨過一個愉快的時刻。如果數世紀以來最深刻的精神要在德國人當中出現的話，那麼，某些救世主義者會確切地宣稱，他自己丑惡的靈魂，至少也一樣偉大。
我不能忍受這個民族，你跟這個種族的人總處得不好，這個民族不喜歡與眾不同的人。但是，天哪，我就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們的雙腳沒有精神，因而甚至不能走路。因為德國人根本就沒有腳，他們只有腿。德國人也不知道他們自己多麼醜惡，這一點本身就是他們醜惡的極致，他們不曾因為只是德國人而感到羞恥過。
他們對任何事都想置喙，他們認為自己適於解決一切事物，恐怕他們甚至會評判關於我的事情，我的一生就是這一點的證明。在他們當中，我沒有發現過對我有任何一種圓通優雅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