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太人性的》及其兩續篇，顯示出一種危機。它被認為是一本給自由人讀的書：幾乎書中的每一句話，都表示一種勝利，它使我清除一切不合於我本性的東西。理想主義不適合我，因此，本書掃除一切理想主義。這本書的名稱含有下述的意義：在你們看到理想事物的地方，我看到，人類的事物，哎呀！太人類性的！我對人們，認識得比較清楚。「自由人」這幾個字，只能把它解釋為一個已經自由的人，已經重新掌握自己的人。這本書顯示出在語氣和重點方面一種完全的改變：它被認為是巧妙的、冷靜的、並且有些地方是無情的和輕蔑的。
一種高貴而文雅的精神性，似乎在與洋溢的熱情從事不斷的鬥爭。這一點給予下述事實以某種意義：由於伏爾泰逝世百年紀念，在某種方式之下，使本書能夠很早在1878年出版。因為伏爾泰與所有在他以後從事寫作的人相反，他是一個知識貴族，我自己也正是這種貴族。
把伏爾泰的名字寫在我的一本著作上，這的確是往前邁了一步，向著我邁了一步。你只要仔細地看看這本書，你就會發現一個無情的人，他熟知理想者的一切秘密隱蔽處所，他的根據地和他最後的避難所。因為我手上有火炬，火炬的光一點也不是閃爍不定的光，我便以一道銳利的光線，照亮了這個塵世。
這是戰爭，但是，這個戰爭，沒有煙霧或火藥氣味，沒有戰爭的行動，沒有悲哀的氣氛和斷殘的肢體，因為這些東西本身仍是「理想主義」。把錯誤一個一個地置於寒冰之上，理想者不是被駁斥，它凍僵了。例如，「天才」僵硬在這裡；「聖者」僵硬在轉角之處；「英雄」僵硬在厚厚的冰柱之下；最後，「信仰」，所謂的「信念」以及「憐憫」都非常僵硬了，而在全書中，「物自體」一直是僵硬的。
我開始撰寫這本書，是在第一屆拜羅伊特音樂節 的時候：對周圍環境一種深深的疏遠感是撰寫這本書的許多條件之一。如果一個人對於那時候在我的道路上所掠過的美景有任何認識的話，他就能想像到，一天當我在拜羅伊特醒悟的時候，我會有什麼樣的感覺。以往就像是一直在做夢似的。過去我在什麼地方呢？我不能認識什麼東西了：我幾乎不認識瓦格納了。我追尋我的記憶，但沒有用。德雷斯登，有福者遙遠的島嶼：沒有一點相似的痕迹：當我們奠立基石時那些無與倫比的日子，歌頌那些日子，充滿著最美妙的感受而志同道合的小團體：現在一點蹤跡也沒有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瓦格納竟然被變成德國人了 。瓦格納的崇拜者已經勝過瓦格納本人了，德國的藝術，這位德國的名家，德國的啤酒！
在我們當中，那些非常清楚唯有瓦格納藝術才能訴諸高尚的藝術家，才能訴諸全世界普遍興味的人，一旦發現瓦格納披上了德國式美德的外衣時，都被弄得迷糊了。我想，我是知道崇拜瓦格納的那些人的，我已經驗過三代這樣的人，從以往那位把瓦格納與黑格爾混在一起的布蘭德爾，到現在這些把瓦格納與他們自己混在一起的拜羅伊特新聞界的「理想主義者」。從那些「美的心靈」那裡，我聽到過各種關於瓦格納的自白。那些群眾足夠使你毛髮倒豎，諾爾 、波爾 、胡說八道者 以及很多像他們一樣的人。
可憐的瓦格納：他已經走到一種什麼地步了？但願他已經淪入卑鄙人們的手中！可是，他卻淪入德國人的手中。總有一天，為了啟發後人，他們應充滿一種真正的拜羅伊特作風，在精神上保留拜羅伊特作風，因為這正是缺少的東西，附以下面的話：「日耳曼帝國所賴以建立的精神典型。」
真受夠了！儘管有一個可愛的巴黎貴婦安慰我，我還是突然間擺脫一切東西，離開拜羅伊特幾個禮拜，我只簡單地發了一封電報向瓦格納致歉。在一個僻處鮑姆瓦爾德，名叫克林恩布倫的小地方，我忍受著對德國人的哀傷和輕視，像是生了一場病似的，也偶爾以《犁頭》這個題目，在我的筆記簿上，寫上幾句話，即所有有力的心理上的觀察心得，而這些觀察心得很可能再出現於《人性的，太人性的》這本書里。
我內心這種突然的轉變，不只是與瓦格納的決裂，那時候，我對我在本性上一般的迷失感到苦惱，這種本性迷失的任何差錯，無論是關於瓦格納方面也好，或關於我在巴塞爾大學的職位方面也好，都只是一種徵候。
一種暴躁不安的情緒籠罩著我。我知道，這時候是我稍稍反省一下的適當時機了。我立刻明白，我已經浪費了多少時間，多麼的無用。與我畢生的工作相比，我曾經多麼想終生做個語言學家。我曾對這種虛假的謙卑感到羞恥。
十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這十年中，我根本沒有得到一點精神上的滋養，在這十年中，我沒有獲得一點有效的知識，只是追求那種味同嚼蠟的學問渣滓，而丟失了數不清的東西。在古代希臘詩人中，小心翼翼地，半盲目地耕耘，那就是以往我所從事的。
可憐，我發現自己非常瘦弱、憔悴，在我的知識寶庫里，完全缺少現實的東西，只知道「理想事物」有價值。我滿懷著一種燃燒的熱望，此後，我的研究工作完全在生理學、醫學和自然科學方面，甚至只有當我畢生主要工作使我不得不如此做的時候，我才回到對歷史的研究工作。也是在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感覺到在違背一個人本性而選擇的職業與透過催眠術的媒介，如瓦格納的催眠術，而平息一種空虛和渴求情感的需要之間那種關係。
經過仔細的觀察，我發現了一個事實，就是有很多年輕人，都遭遇同樣的困擾：一個個反常的行動，不斷地發生。在德國，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在帝國之內，很多人都不得不過早地選擇他們的職業，然後又在不可避免的重擔之下頹唐下去，這種人需要瓦格納，以當作麻醉劑，他們忘記了自己，他們暫時逃避自己，我在說些什麼！費了五六個小時！
在這個時候，我的本能絕對反抗自己任何進一步的屈服，或對自己的誤解。任何一種生活，最不利的境遇、疾病、貧困，任何東西我都覺得比不值得的「自私」要好一點。最初，由於我的無知和年輕，我曾經陷入這種「自私」中，以後，完全是由於惰性，用另一種方式說，由於一種「義務感」，我仍然停留在這種自私之中。
現在，我不能完全贊同了，正在這個時候，我從我父親那邊得來的有害遺傳幫助了我，就是在根本上，我有一種早死的傾向。疾病漸漸地給我自由，它使我避免任何突然的虛脫，它使我避免任何暴烈或急劇的活動。在那個時候，我沒有喪失誠意：相反的，我獲得更多的誠意。
疾病也使我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它不但讓我忘記某些東西，事實上，它使我不得不忘記某些東西。它使我需要休息、悠閑、等待、耐心……而所有這些就等於是思維！我眼睛的健康狀況不好，壞到足以使我失去所有閱讀興趣，足以使我停止對語言學的研究。我離開了書本。好幾年我都沒有讀什麼書，這是我曾經給自己的一種最大恩惠。
本來的我，好像已經被埋葬了，並且在不得不聽從別人（這就是閱讀的意義）的壓力下，失去了表達能力，那時又慢慢地、怯怯地、猶豫地覺醒了，最後，又開始表達自己了。我從來沒有像在我生命中最脆弱和苦痛時期那樣快樂過。你只要看一看《曙光》或《漂泊者及其影子》兩本書，你就可以知道，「回到我自己」是什麼意義！它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復原！其他純粹身體上的復原，只是它的結果而已。
《人性的，太人性的》這本書，無形中結束了「理想主義」「美的情感」及其他我所具有的柔弱等一切騙人的東西。它的主要大綱是在索倫托 寫好的：而它的結論及全書的結束，則是在一個冬天裡在巴塞爾完成的。
在巴塞爾時，我的境況遠不如在索倫托時好。事實上，這本書的寫成，應該歸功於彼得·高斯特，彼得·高斯特在當時是巴塞爾大學的一個學生，對我非常忠實。因為我頭痛，頭上包著繃帶，所以我來口述而由他來書寫和改正，實際上，他才是這本書的撰寫者，我不過是它的作者而已。
最後，當我收到這本完成了的書時，我把它送去拜羅伊特。由於一種奇妙的心心相印，就在同一個時候，我收到了一本瓦格納的《帕西法爾》，書上並附有瓦格納親筆寫的一句話：「教會參事官，理查德·瓦格納，送給他親愛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
從這兩本書的交相贈予中，我似乎看到了一個不祥的兆頭。這不就像兩把劍撞在一起時發出的聲音嗎？無論如何，我們都有這種感覺：因為我們還是沉默的。大約在這個時候，第一個《拜羅伊特集》出版了，那時候我了解，為什麼這是我要像以往一樣去行動的適當時機了。不可思議！瓦格納竟然變成了信神的人。
我在那個時候（1876）對自己的看法，與藉以承擔我畢生工作的非常信心以及其中一切世界歷史性的東西，在全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尤其是在一段意義深長的話中表現得非常明顯。儘管事實上由於本能的機敏，我還是避免用「我」這個字，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