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語氣上，構成《不合時宜的思想》這部書的四篇論文，完全是具有戰鬥氣味的。它們證明了我不是一個喜歡做夢而懶惰的人，證明了我能在戰鬥中找尋快樂，也許，同時也證明了我具有一種非常巧妙的手腕。
我第一個攻擊的對象是德國文化（1873），即使在那個時候，我就對德國文化極其蔑視。這個文化是沒有意義，沒有內容，沒有目的的，只是「大眾的意見」。如果說德國在軍事方面的偉大成功，證明了德國文化方面的優越性的話，那麼就沒有比這種看法更為有害的誤解了，更不能說德國文化優於法國文化。
第二篇《不合時宜的思想》（1874），指出我們在科學探討中危險而腐蝕生命和毒害生命的因素：由於這種非人的機械主義，由於工人的「非人格化」，由於錯誤的「分工」經濟，生命成為病態的了。人類的目的，也就是文化，看不見了。作為達到文化手段的現代科學活動，產生了野蠻。在這篇文章中，我們這個世紀引以為傲的「歷史的意義」頭一次被當作是一種疾病，當作是一種典型的衰微象徵。
在作為指向更高文化概念和重建文化觀念之路標的第三篇和第四篇論文中，提出了兩個最有力的自愛和自制情形，也就是兩種在本質上非現代形態的人，這兩個非現代形態的人，對於他們四周的一切東西，「帝國」「文化」「基督教」「俾斯麥」和「成功」，滿懷輕視之意，這兩個人就是叔本華和瓦格納，或者一言以蔽之——尼采。
在這四篇攻擊批評的論文中，要以第一篇最為成功。從任何一方面看，它所引起的風暴，都是很大的。這裡，我接觸到一個盛氣凌人的國家的弱點，我告訴這個國家說，它的勝利不是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也許是完全不同的事。對這一點，不僅大衛·施特勞斯那班同路人有所反應，四面八方都有反應，我曾經嘲笑施特勞斯那班同路人是一種溫和的德國文化俗物，簡言之，是被稱為舊的和新的信仰之馬路福音的作者。
文化俗物這個名詞，在我的書中出現以後，變成了一個德語名詞。烏騰堡人和斯瓦比亞那班同路人都感到，我對他們戰利品展覽，他們的極樂鳥所抱的相當詼諧的看法，極端地侮辱了他們的地方榮譽。他們的反應之惡劣與明顯，正如我所能料想到的。但普魯士的反應卻較為聰明，在他們的反應中，具有較多的「柏林藍」色彩。
最粗劣的態度是萊比錫一家報紙的態度，該報說：要避免在巴塞爾那些被激怒的朋友對我採取敵對行動，恐怕有些困難。只有很少幾個老先生，基於某種很複雜而無法說明的理由，無條件地站在我這邊。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位哥廷根的艾瓦德，他明確地表示，我的攻擊，對施特勞斯是致命的。還有一位黑格爾學派老學者布魯諾·鮑耶，後來，我把他看作最關心我的讀者之一。
在他晚年的時候，由於普魯士歷史地理學家特雷茨基完全不了解文化觀念，每當他想暗示特雷茨基先生什麼地方可以認識有關文化的觀念時，他總喜歡指出我的名字。對這本書及其作者的最詳細和最有見解的介紹文章，是列入哲學家巴登門牆的烏茲堡大學霍夫曼教授寫的。在這篇論文中，他預見了我的命運，即帶來一種危機以及在無神論方面帶來決定性的轉折點。他認為我是後者最自然和最徹底的代表者。
誠然，無神論曾吸引我接近叔本華。獲得最大注意和引起最多諷刺的，是那位溫和的希爾布蘭德對我的著作所做的非常有力而大膽的讚賞，希爾布蘭德可以說是最後一個通達人情的德國人，他知道怎樣運用他的筆桿。他的文章發表於《奧格斯堡民報》。這篇文章，今天在他的文集里，還可以讀到。
在這篇文章里，我的著作被視作一件大事，一個轉折點，覺悟的最初象徵，一個吉兆，德國人的熱心及德國人精神熱誠的真正復活。希爾布蘭德對這本書的形式，成熟的風格，區別人物與原則、完美的技巧等方面，內心充滿了最大的信仰，他認為這本書是所有書本中論辯得最好的書，是辯論術方面最好的表現。他不但毫無保留地肯定而且強調我在關於「語言在德國退化」方面曾經說過的話，今天，作家們幾乎不能寫出一句話，卻裝出一副喜好修辭的樣子。
由於和我一樣，輕視這個國家中主要的著作家。所以，他的結論表示出對我勇氣的讚賞，那一切勇氣中的最大勇氣，竟敢非難一個民族中最受喜愛的人物。我這篇論文的餘威，在我一生中，對我是非常寶貴的。自那以後，從來沒有人曾經企圖捉弄我。現在，人們都是緘默的。德國以憂心忡忡的謹慎態度待我。多少年來，我一直慣於這種絕對的言論自由，今天沒有人，尤其在「帝國」中更沒有人自由地有所主張。
我的樂園是「在我寶劍的影子中」。我確曾將司湯達的一句格言付諸實踐。司湯達勸人們要以決鬥的方式進入社會。我就實踐了他這句話，而把我的對手選得多麼好，一批德國主要的自由思想家。事實上，在我書中所表現的，是一種全新的自由思想，直到今天，對我而言，沒有東西比那被稱為「自由思想家」的整個歐美民族更為陌生。
他們是難以矯正的愚人和「現代觀念」的小丑，我感到我與他們之間的不同，遠超過與其敵對者之間的不同。他們也希望按照他們自己的方式來「改良」人類，也就是說，以他們自己的意願來改良人類。他們向我所擁護和希望的東西無情地宣戰，他們所有人，仍然相信一個「虛幻的理想」，而我卻是第一個反道德者。
我不想斷言《不合時宜的思想》中兩篇討論叔本華和瓦格納的論文，特別有助於對他們本人或其心理問題的理解。但是，可能也有少數例外。例如，我深刻而可靠的本能早就指出，在瓦格納本性中的基本因素，是一種戲劇才能，而他的一切方法和目標，都只是這種才能的正常結果。
從根本上說，我希望這篇文章是與單純心理訓練完全不同的東西：一個在教育上獨一無二的問題，一個新的自製和自衛概念，一條達到偉大和世界歷史性事業的道路，所有這些都要表露出來。大概地說，為了表達我自己，就像人們抓住機會一樣，我乘機抓住兩個有名但過去相當含混的人，以便自由運用更多公式、符號以及與語言相對立的東西。的確，這一點，最後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在《教育家叔本華》這本書的第183頁中表示出來。柏拉圖也曾以同樣方式，利用蘇格拉底的名字，也就是說，柏拉圖把蘇格拉底當作表達他自己思想的手段。
既然我能從某一距離以外，回顧產生這些論文的背景，那麼，我就不能否認，在根本上，它們只是涉及我個人的。《在拜羅伊特的瓦格納》是我自己未來的一個遠景；相反的，《教育家叔本華》則是我最切身的經歷和發展的記載。但是，最重要的是過去我對自己所做的期望。
今天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今天我居於一個怎樣的地位，一個高處，從這個高處，我不再以文字而是以霹靂來表達了，啊，當我寫這本書時，我離此好遠呀，但是，我曾經看到陸地，我沒有一刻不認識航路、海洋、危險，我成功了，那個期望的偉大平靜，一個不僅停留在希望階段的未來快樂的展望，每個字所代表的東西都被體驗過，深刻而親身地體驗過，這裡並不是沒有困難苦惱的事情，其中有些話，真使人血液沸騰。
但是，一陣巨大的自由之風，吹遍其中的一切，它所受的創傷，並沒有成為它的障礙。我對哲學家的想法，就是危害一切事物的炸藥；關於如何把自己對哲學家的觀念和另一種觀念分開，所謂另一個觀念，即承認康德的地位，更承認學院派「冥想者」和其他哲學教授們的地位，這篇論文對所有這些問題，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知識，我甚至認為，在根本上，並不是「教育家叔本華」而是「教育家尼采」在說話。
事實上在那個時候，由於我的職業是作為一個學者，也許更由於我「了解」我的職業，所以，那突然出現於這篇論文中的嚴肅學者心理，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它表現距離感，表現對我真正畢生事業的深刻信心。為了要成為一個定型的人，並且獲得一個固定的結果，我曾經做過許多不同形態的人，也住過許多不同的地方，這是我的智慧之處。因此在某一個時期，我是註定要成為一個學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