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比別人知道得多？換句話說，為什麼我這麼聰明？我從來沒有思考過那些不是真正問題的問題。我從來沒有浪費過我的力量。例如，我沒有經歷過任何宗教方面現實的困擾。我一點也不知道所謂「有罪」的那種感覺。
同樣，我沒有一種測試良心悔恨的標準；我覺得良心的悔恨不是什麼值得重視的東西；我不喜歡把我的行動置於危難之中；我喜歡從具有價值的問題中完全除去壞的結果。因為在邪惡結果之前，太容易失去觀察一個行動的適當立場。我覺得良心的悔恨是一種「邪惡之眼」。
某些失敗過的東西，正因為它已經失敗，所以更應該加以尊敬，這更能符合我的道德觀。「上帝」「靈魂不朽」「拯救」「來世」，這些都只是觀念，我一點也不注意這些觀念，也從來沒有對這些觀念浪費過我的時間，甚至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雖然對於這方面，也許我從來就不夠被稱為一個小孩，我根本不知道作為一種結果的無神論，更不知道作為一種事物的無神論；對我而言，這是本能。
我太好問、經常懷疑、過分傲慢，以致不可能對完全顯明地解決事物疑難感到滿意。上帝就是這麼一種完全顯明的解決意圖：在我們思想家看來，這是一種一點都不高明的解決方式。從根本上說，上帝不是別的，只是對我們的一種粗劣命令：你不應該有思想。我對另外一個問題很感興趣，「人類的拯救」對這個問題的依賴遠比對任何一項神學奇蹟的依賴更明顯——營養問題。
為了一般目的起見，我們可以這樣說：為了獲得最大力量，為了獲得珍美的東西，為了達到擺脫道德教條的美德，你必須怎樣小心地培養你自己？這裡，我個人的經驗可能是最壞的經驗：我感到驚奇，居然要那麼漫長的時間才認識到這個問題，並從經驗中獲得理解。只有我們全無價值的德國文化，它的「理想主義」，才可能在某種程度之內解釋為什麼在這方面，我是如此笨拙以至於我的無知幾近神聖。
因為這種「文化」自始至終都要我們忽視現實事物，慫恿我們一門心思去追逐那些值得懷疑的理想目標，還美其名曰「古典文化」。這種做法，無非是想表明只要努力把「古典的」和「德國的」結合在一個概念，結合在古典文化之下，就創造了全新的東西！只要刻畫一個「受過正統溫軟式教育」的萊比錫公民，你就感到這是可笑的！
我承認，一直到我長到很大的時候，我的食物，用道德名詞來說，都是很壞的。廚師和其他基督徒同道人讚揚它是「無關個人的」「無我的」「利他的」。例如，萊比錫的烹調和我最初對叔本華的研究（1865），使我揚棄我的「生活意志」。如果要成為營養不良者，並弄壞一個人健全的胃，我覺得上述的烹調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據說1866年，這部分有一些變化。至於德國的一般烹調，其中有：十六世紀威尼斯食譜上的餐前湯；把味道煮掉的肉；與脂肪和麵粉一起煮的蔬菜；面點變質為堅硬的面塊兒！
此外，古人在正餐後全然食肉的習慣，不但古代德國人如此，現代德國人也是如此，現在你可以了解德國人智能的來源所在，一種有病的腸道。德國人的智能是消化不良的；它不能消化任何東西。但是，即使是英國飲食，雖與德國和法國飲食不同，我覺得它是一種「回歸自然」，回歸野蠻狀態，然而這種飲食基本上與我的本性不適合。
最好的烹調，是皮得蒙 的烹調。我不會喝酒：一天只要喝上一杯葡萄酒或啤酒，我的生活就變得亂七八槽。住在慕尼黑的人，正與我相反。雖然我到很晚的時候才了解這一點，但是，小孩子的時候，我就已經體驗到它了。當我還是小孩子時，我就相信，飲酒和吸煙最初還只是年輕人的浪費，最後簡直就是壞習慣了。部分原因在於倫堡地方的酒，讓我有這種苛刻的看法——相信酒使人興奮，我應該早就是一個基督徒！換言之，我應該早就相信我所認為荒謬的東西。很奇怪，少量清淡的酒使我沮喪，而大量的酒卻使我的行動幾乎像離岸的水手一樣。
甚至當我還是小孩子時，我就在這方面表現出虛張聲勢的勇氣。要在一個晚上撰作並抄寫一篇長長的拉丁論文，奢望與我所模仿的對象塞勒斯特 較量一下誰的文筆更嚴謹、更簡潔，甚至會撒一點強烈酒精的香汁在作業上。當我在普福塔高等學校就讀時，這種做法完全不適合我的生理狀況，或許也不適合塞勒斯特的生理狀況，即使它可能非常適合高貴的人。後來，到了中年時期，我變得更不能喝酒：在經驗上說，作為一個反素食主義一樣，我不能以充分的熱情來勸告一切比較靈性的人絕對戒酒。水，可以滿足同一個目的，從我的道德中，獲得更多的忠告。
一餐吃得很多要比吃得不夠更容易消化一點，消化良好的第一個條件是要整個胃部都發揮作用。因此，一個人應該知道他的胃有多大。在餐與餐之間，不要喝咖啡，因為咖啡使一個人沮喪，悶悶不樂。茶也只有在早晨才可以喝，少量，但要非常濃。如果太淡了，可能對身體很有害，會使你整天抑鬱不快。這裡，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標準，不過可能的變化範圍總是不太大，如果氣候使人感到疲乏，那麼早上也不要喝茶：最好在一小時以前，去喝一杯濃且去油脂的可可。不要老是坐著不動；不要相信任何不是產生於戶外空曠之地的思想，不要相信任何不是隨著身體自由活動而來的思想，也不要相信任何不能鼓舞你筋骨活動的思想。一切偏執都可能是起於內臟。像我早已在別的地方所說過的一樣，常常坐著不動的生活，是真正違反聖靈的一種罪惡。
營養問題與氣候和地點問題密切相關。沒有人能夠隨地生活：凡是一個需要完成偉大事業而這偉大事業又需要他全部精力的人，在這方面，沒有多少選擇餘地。氣候對遲緩或加速身體機能活動的影響很大，以致在地點和氣候選擇方面的任何差錯，不但使人不能完成他的職責，而且還可能完全阻止從事他的職責，因而永遠不能面對它。於是在他的身上，就永遠沒有足夠的動物元氣，可以使他獲得歡欣的自由，以致可以對自己說：只有我才能做這個。
內臟上稍稍一點麻痹，一旦恢複正常以後，就足以把一個天才變成平庸人物，變成「德國式」人物：只有德國的氣候，最能使最強壯健全的內臟變得衰弱。精神步伐的輕快或緩慢，密切地依賴著身體機能活動的速度：的確，精神本身只是這些身體機能活動的一種形式。我們可以舉出好些大智者曾經住過或現在正居住的地方。在這些地方，機智、聰明是構成快樂的一部分；在這些地方，天才必然是舒適愜意的；所有這些地方，通常都氣候乾燥。巴黎、普羅旺斯 、佛羅倫薩、耶路撒冷、雅典等，這些地方證明一個事實：天才都依賴乾燥的氣候和晴朗的天空。
換句話說，天才都是有賴於快速的機能活動，都有賴於一種持續不斷為自己獲得大量精力的可能。我知道一個例子，有一個具有偉大而獨立心智的人，只是由於不適宜的氣候，使他變成一個狹隘的專家和畸形人。如果不是疾病迫使我訴諸理性並切實思考理性，我自己也很可能得到同樣的結果。現在，長久的實地經驗告訴我，如何從自我觀察中去認識氣候和氣象的影響力，就好像藉助精確可靠的儀器去認識一樣，因此，即便是從都靈到米蘭這一段短短的旅程，我也可以用這種心理上的自我觀察推測出空氣濕度的變化。
所以，我惶恐地想到一個可怕的事實，就是我一生直到最近十年、最危險的十年，總是在那些不適合我的地方度過。我早就應該離開那些地方的。像倫堡、普福塔、修林吉亞 、萊比錫、巴塞爾、威尼斯，這些地方都不適合我的體質。如果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沒有留下一點令人愉快的回憶，而以所謂「道德上」的原因，例如，用缺乏充分的友誼，來解釋這一點的話，那是愚蠢的看法：因為直到今日我還是像過去一樣缺乏這種友誼，可是並沒有給我不愉快的感覺。
我生命中真正的不幸，我生命中多餘而愚鈍的因素，是對生理狀況的無知，那種讓人討厭的「理想主義」，從這個「理想主義」中產生不出好的東西來，它不能帶來任何解決與報償。它所帶來的結果，解釋了一切錯誤，解釋了很多迷失的本性，也解釋了那些使我離開畢生事業的「謙卑專門化」，例如解釋為什麼我成了一位語言學家，為什麼沒有一個醫生或其他什麼東西可以使我有所了解呢？
當我住在巴塞爾的時候，我整個心智和習慣，包括我每天的時間表：對我而言，可以說是我非凡力量的一種毫無意義的浪費，對於我所消耗的力量，沒有任何報償，甚至沒有想到它的耗盡和替換的問題。過去我缺乏那種由必要的本能所產生的保護作用，我缺乏那種敏銳的自負：我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與我同等的人，我是「無私的」，我忘記了我與別人之間的距離。總之，我是處在一種決不能寬恕自己的境況中。過去當我幾乎到達終點，只是因為我幾乎達到它時，我開始反省我一生中的根本荒謬，「理想主義」，疾病開始使我接近理性。
營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