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美國情報界當前面臨的諸多問題與挑戰 遍及世界的間諜活動

毫無疑問,美國尤其是其特殊手段搜集局,一直監聽德國首相默克爾的手機聯繫,是斯諾登引發的最大爭議的披露事件。美國針對其他122位外國領導人通信的相同行動也是爭議的起因,爭議的內容主要是目標人物的身份及其表達反對這種行動的意願。

許多反對聲音,尤其是德國,來自這樣一個前提:盟國之間不應互搞間諜活動。然而,情報史載明,不僅對盟國(至少對大多數盟國)的間諜活動並非沒有先例,而且是司空見慣的事。美國與以色列雖是戰略盟國,針對對方的情報搜集行動卻已持續了數十年。約納森·傑·波拉德案即是以色列這類行動最為人知的事件。其他方面也時常有報道,包括以色列搜集科技情報的活動。2015年年初,有報道稱,以色列針對美國-伊朗核談判開展了對通信和個人的情報搜集行動。而美方則利用間諜衛星和間諜飛機對以色列的軍事與核設施進行拍照,並利用信號情報搜集衛星和特殊手段搜集局據點來截獲以色列的通信活動。在門維斯山監測站出現「特別阿拉伯語」(又稱希伯來語)譯員,即說明美國針對以色列的通信活動利用了空中信號情報搜集衛星資源。在華盛頓,聯邦調查局在以色列大使館安裝了竊聽器。20世紀80年代,中央情報局還從以色列國防軍獲得至少一名內線的情報員。

實際上,除了最親密的盟國,美國安全利益也許需要針對位於某盟國的目標進行情報搜集行動,不管目標是政府還是私人。從該盟國獲得必要協助也許是不可能的。原因多種多樣,比如出於安全和法律機構的法律限制,實力亦或資源限制,政治限制,或者是利益衝突。就德國案例而言,該國情報部門不被允許與美國分享可能用於無人機打擊的信息。也許還有其他疑慮,如某盟國不能完成其軍事承諾或保護與其分享的敏感信息,或者該國正在計畫發動軍事行動。

除了法律限制之外,德國還提供了一些案例來說明美國偶爾單方面採取針對德國目標的情報行動。「漢堡細胞」這兩個詞提醒人們,攻擊美國的「9·11事件」的某些關鍵參與者,正是身處德國某城市時策劃這一襲擊行動的。數年之後,在2003年臨近美國入侵伊拉克時,德國聯邦情報局在一名伊拉克叛逃者問題上欺騙了中央情報局。該叛逃者代號為「曲線球」,其供詞似乎證實了美國對伊拉克生物武器行動的指控。德國聯邦情報局的欺騙行為包括虛稱該叛逃者仇恨美國,而且不會講英語。此外,德國一些公司一直願意向伊朗和伊拉克出售先進技術。這些技術有助於伊朗和伊拉克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至少有一家德國公司被披露「為伊朗公司做成價值10億美元的生意,這些公司與伊朗的常規軍事和彈道導彈採購項目有關,包括被美國、聯合國和歐盟列入黑名單的公司」。德國公司也許還幫助了敘利亞的化學武器項目。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對於德國或其他「五隻眼」同盟(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紐西蘭)之外國家的每個可能的目標,都可接受或適用每一種情報技術。任何一個特定國家都包含多層次的潛在目標類型,如領導層、軍事通信渠道、恐怖分子組織,以及專長於某種技術的公司。每項分類中都有特定的潛在目標。與此同時,多種級別的情報技術可用來搜集情報,如影像、信號情報搜集衛星、測量及特徵信號,還有人力情報。這些級別包含大量不同的技術。如信號情報搜集衛星可從太空、設在大使館的監聽站,或者置於住宅內(包括卧室)的音響設備,遠距離截獲情報。人力情報則可從政府某部的低級成員或者某總理的一名職員處獲取。

潛在選擇可由一個大型矩陣來描述,即以各種技術手段對應國家和目標。對每一個選中的「細胞」,都要做出是否採取行動的選擇。事涉盟國的許多情況,當目標涉及監聽某親密盟國首相的電話時,不採取行動的決定也許最為恰當。但這並不意味著採取行動的決定對該首相所處國家的另一個目標不恰當,例如與伊朗做生意的某德國公司首席執行官。同樣,在某盟國的國防軍隊中使用內線是順理成章的,而在其總理辦公室中埋伏特工則被視為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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