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通過多種方法達到對外國情報機構活動的反製作用。對敵對組織的滲透既能夠收集情報，又能夠破壞敵對組織的日常管理活動。1980年，波蘭非軍方情報和安全機構——波蘭國家安全局（SB，波蘭語辭彙），開始通過矽谷工程師詹姆斯·D·哈珀（James D.Harper）收集保密信息。哈珀在一家南加州的國防部供應商工作，將掌握的總重一百多磅的保密報告出賣給波蘭國家安全局，換取了25萬美元報酬。相關文件中大部分是涉及導彈和彈道導彈防禦項目的機密或秘密級文件，其中有1978年的《民兵洲際彈道導彈防禦研究》（報告終稿）、1981年的《美國彈道彈道防禦特遣部隊報告》、1978年由馬丁-瑪麗埃塔公司撰寫的研究報告《大氣層內非核武類殺傷技術需求及釋義研究》。美國中央情報局通過其對波蘭國家安全局的滲透發現了哈珀的活動。在被捕時，哈珀正準備再發出重達150磅至200磅文件。
反制敵對情報機構的另一種方法，是通過向第三國提供情報，促使該國對敵對情報機構的官員和間諜採取行動。在很多案例中，中央情報局會通過與友好機構的聯絡渠道自然地提供此類情報。例如，中央情報局曾向英國安全局提供了有關東德情報機構在英國活動的情報。派駐希臘的格魯烏官員謝爾蓋·布哈拉（Sergei Bokhane，代號為GTBLIZZARD）叛逃時，提供了至少3名希臘人參與蘇聯間諜活動的線索。其中有邁克·米迦羅科諾莫斯（Michael Megalokonomos）。在被抓獲時，此人掌握一份密碼本、一件縮微膠片閱讀設備、一架能夠接受專門頻率的電台以及一本介紹如何發報的說明書。另一名被布哈拉指認的間諜名叫尼克斯·皮匹索利斯（Nikos Pipitsoulis），此人向蘇聯官員出售了一台電子設備，獲取了4.3萬美元的報酬。另外，在希臘國防指揮部負責數據分析的一名少校，將其所掌握的數據提供給蘇聯方面。美國中央情報局把布哈拉提供的上述線索轉交給希臘安全部門，促使這3名間諜被捕。
在其他情況下，相關信息也可能會提供給敵對國家。1983年春，伊朗共產黨被取締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向伊朗的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政權及安全部門提供了一份蘇聯間諜和伊朗國內通敵者的名單。結果，18名蘇聯外交官被驅逐，200名嫌疑人被處決，伊朗共產黨領導人被監禁。
另一種反制方法是運用雙面間諜。對海軍上校尼古拉·彼得洛維奇·阿爾塔莫諾夫（Nikolai Federovich Artamonov）的運用，是中央情報局操作但最終事與願違的雙面間諜行動。阿爾塔莫諾夫是蘇聯海軍歷史上最年輕的巡洋艦指揮官，1959年在瑞典叛逃。阿爾塔莫諾夫後被海軍情報辦公室成功招募，之後前往美國。在審訊中，阿爾塔莫諾夫向海軍情報辦公室提供了有關蘇聯方面利用旅居人員從事情報搜集的信息、蘇聯核武器戰略、蘇聯巡洋艦的反潛艇策略。後來，此人將姓名更改為尼古拉斯·沙德林（Nicholas Shadrin），在海軍科技情報中心任翻譯。1966年，沙德林調至國防部情報局工作，有蘇聯情報官員預期接觸並試圖實施招募。沙德林向聯邦調查局報告了自己受到招募的情況，而聯邦調查局則說服其成為雙面間諜（其本人最初很不情願），假意接受蘇聯方面的招募，並故意向克格勃提供中央情報局篡改後的情報。
假意為克格勃工作數年後，沙德林開始出境與其聯絡人會面。但是在1975年12月20日於維也納會面後，沙德林再沒有返回美國。據尤爾琴科的透露，沙德林在維也納遭遇了蘇聯間諜綁架，在一輛四門汽車後排座上發生過廝打，但是後來被蘇聯間諜用氯仿麻醉。
軍隊機構也會實施進攻性的反情報行動，針對「有嫌疑或者已知從屬於外國情報安全機構、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或者其他個人」進行打擊，以反制「恐怖主義、間諜活動或其他能夠威脅美國國防部安全的秘密情報活動」。此類行動既可能是運用被控制的反情報來源（CI trolled source），也可能是運用雙面間諜。根據1982年陸軍的一項相關規定，運用雙面間諜「可能會採取非傳統的措施和行動」。這些非傳統的行動方式可能與軍事機構已有的標準和方法發生衝突。因此，這些措施只有在獲得反情報部門負責人或更高部門授權時才能夠運用。2008年，一份國防部指導文件要求「經國防部部長命令批准組建聯合反情報機構，有權授權實施進攻性的反情報措施」。該機構主要按照作戰命令在衝突地區從事「策略性和操作性的反情報任務」。
一般是在美國軍事機構的人員報告遭遇外國情報官員接觸後，才能開始實施雙面間諜行動。1984年，有481起士兵遭遇可疑的蘇聯情報官員或其支持者接觸的情況。在反情報部門的指揮下，這些機構的人員會與外國情報官員保持聯繫，向其提供一些真假參半但看似有價值的低級別情報。當然這些情報都是由軍事機構提供的。此類措施是故意向外國情報官員和間諜提供經得起鑒別的情報，以此消耗敵對機構的資源，也可獲准提供一些有關美軍能力和計畫的假情報。
有一次招募行動的對象是亞諾什·斯摩卡（Janos Szmolka）准尉。此人從匈牙利移民前往美國，後加入美國陸軍。1978年至1979年派駐西德時，斯摩卡獲准前往布達佩斯探望母親。在他第三次前往布達佩斯時，一名匈牙利情報官員主動會面，並提出保證為斯摩卡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以換取斯摩卡提供情報。
斯摩卡返回西德後向上級報告了上述情況。在此後的4年內，陸軍反情報官員指導斯摩卡在歐洲和美國與匈牙利情報人員保持聯繫。1980年，通過正常的流轉程序，斯摩卡被調回美國。1982年，美國陸軍要揭露匈牙利在美國的情報網路，安排斯摩卡用密碼信聯繫匈牙利人，稱自己要提供有價值的情報。1982年4月17日，斯摩卡前往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市的南方紀念碑附近，與一名匈牙利情報人員會面。聯邦特工當時逮捕了這位名叫奧托·基爾伯特的（Otto A.Gilbert）匈牙利移民（已加入美國國籍），並起訴其從事間諜活動。基爾伯特向美國方面提供了有關匈牙利情報機構的信息，以此換取了減刑。
招募外國情報官員的嘗試可能會招募成功，至少也會引起目標機構對其產生懷疑。冷戰後期，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合作實施的代號「COURSHIP」行動，意在招募克格勃和格魯烏官員。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利用已掌握的有關蘇聯情報官員的信息以及心理分析結果，從中篩選招募對象。該項目的成果之一就是聯邦調查局方面招募了格魯烏官員瓦萊里·馬丁諾夫（Valery Martynov），此人在中央情報局使用代號為「GTGENTILE」，在聯邦調查局方面的代號為「PIMENTA」。埃姆斯和漢森都向蘇聯方面泄露了此案相關情況。
在喬治·特納掌管美國中央情報局期間，該機構實施了針對伊朗情報安全部的干擾活動。該機構官員與伊朗情報安全部的官員接觸——在大街上遭遇或任何機會——詢問對方是否願意為中央情報局工作或者提供情報。特納認為，這種接觸「毫無疑問會破壞一部分人的職業生涯」，不過偶爾也會產生情報成果。
干擾和反制不僅針對外國機構的情報搜集行為，也會針對外國機構（軍事和非軍事部門都會實施相關活動）竊取技術的活動。「Farewell」提供的情報幫助中央情報局實施了一次針對克格勃「X條線」的行動，導致其竊取了偽造的產品，包括假造的計算機晶元、有缺陷的渦輪機以及有關隱形飛機和太空防禦的假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