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者和流亡者也能夠成為有價值的情報來源。冷戰期間，美國建立了一個綜合的叛逃者項目，由中央情報局的跨部門叛逃者委員會（Interagency Defector ittee）直接負責管理。
叛逃者能夠解決通過技術搜集手段所獲得的信息中的不確定性和模糊瑕疵。在一個案例中，蘇聯一名叛逃者被要求「分析一張美國方面用攝影機偶然拍攝的照片，該照片中的一處重要位置被雲團遮擋。專家們花費大量時間，試圖分析出到底是什麼，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是非常危險的設施。美國空軍一名軍官稱，『維克多僅簡單看了一眼，就肯定地判斷我們分析認為存在嚴重威脅的地方事實上無關痛癢，同時指出了此前分析的滑稽之處，也給出了有說服力的理由』」。
20世紀80年代，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來源包括一名尼加拉瓜叛逃者羅傑·米拉達·本格西亞（Roger Miranda Bengoechea）。本格西亞是高級軍官，也是尼加拉瓜所有軍事顧問的主要聯絡人，因此有條件獲得有關古巴在這個國家的情報信息。在變節之前一周，本格西亞走遍了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所有的軍事基地，並且出於醫療原因頻繁前往墨西哥，因此可能在變節前就已經向中央情報局傳遞了情報。根據尼加拉瓜國防部門的調查，米拉達複製了空軍作戰計畫以及其他關於馬那拉地區炮兵部隊和其他設施的文件。
1991年海灣戰爭和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伊拉克叛逃者向美國情報機構提供了關於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項目的情報，不過有相當一部分是偽造的。一位伊拉克籍高級科學家，阿卜杜拉·阿卜杜爾·阿巴斯·哈木扎（Khidhir Abdul Abas Hamza）1994年離開伊拉克，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了有關伊拉克核項目的重要情報。哈木扎是來自巴格達方面變節的最高級別的科學家，能夠利用直接的崗位條件提供有關外國供應方、伊拉克核科學家的待遇、伊拉克在鈾濃縮等方面的相關情報。
根據國會一份報告，伊拉克主要反對派伊拉克國民大會在1994年10月「移交了一連串來自伊拉克軍隊和共和國衛隊低職級主動叛逃者，這些人能夠提供有趣的情報」。1995年夏季，薩達姆的兩個女婿叛逃至約旦，並受到美國官員的訊問。其中一名叛逃者是海珊·凱穆爾·哈桑中將（Hussein Kamel Hassan），負責工業部和軍事工業化項目，包括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項目。另一名叛逃者是薩達姆·凱穆爾·哈桑中校，負責總統安保事務（不出意料的是，在被遣返回伊拉克後，兩名叛逃者都被處決）。
在最知名的伊拉克叛逃者中，一名代號為「弧線球」（CURVEBALL）的叛逃者居住在德國並受到德國聯邦情報局保護。國防情報局的記錄顯示，弧線球自稱是「伊拉克機動生化戰」項目負責人，「能夠掌握最直接的情報」並且「參與了機動生產設施的設計」。中央情報局沒有直接接觸弧線球，甚至在戰爭結束之前都不知道此人的名字是艾哈邁迪·哈桑·默罕默德（Ahmed Hassan Mohammed）。德國聯邦情報局認為，最後證明這個來源情況不真實，弧線球不懂英語而且十分反美。武器情報、反擴散和軍控中心的分析人員認可了「弧線球」在戰前提供的情報，並且認為相關情報內容十分詳盡，不可能出自偽造。
儘管情報機構在戰後得出了結論，認為「弧線球」的情況並不是其自稱的那樣，其提供的情報均屬偽造。但是在2002年年初，另一名伊拉克籍的叛逃者也被證實是虛假的。此人是伊拉克情報機構的前主要成員，曾被美國國防部情報局盤問過兩次。此人稱，伊拉克建立了移動實驗室用以測試生化製劑。到了2002年5月，國防部情報局通過保密互聯網方式就此人的情況發出了「虛假情報來源通告」（Frabrication Notice）。
至少有三名伊拉克籍叛逃者通過艾哈邁德·沙拉比（Ahamad Chalabi）的伊拉克國民大會移交至美國情報系統。其中一名自稱是研究同位素分離的物理學家，在經過初步接觸後就被拋棄。第二名叛逃者名為阿德南·伊赫桑·薩義德·沙拉比（Adnan Ihsan Saeed Chalabi），在土耳其與美國情報官員會面。第三名叛逃者名為穆罕默德·哈里斯（Mohammed Harith），在阿曼與美國情報官員會面。哈里斯自稱參與機動生化武器研發的工作。
另一名來自中東國家的「叛逃者」被證明不可靠，自稱為「艾哈邁迪·貝赫巴哈尼」（Ahamad Behbahani）。2000年，此人曾在《60分鐘電視雜誌》露面，宣稱，1988年12月發生的泛美航空公司103號航班飛行至蘇格蘭洛克比鎮上空爆炸的案件，是伊朗-利比亞聯合行動的結果。但是，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認為，這名叛逃者並不是艾哈邁迪·貝赫巴哈尼，而且此人沒有從事其自稱的指使外國暗殺和恐怖主義活動。
目前，最有價值的叛逃者來自中國、朝鮮和伊朗。中國國防部外事局美大處處長徐俊平在2000年12月訪美期間叛逃。據報道，徐在叛逃前曾豢養情婦。徐在1999年曾就讀於哈佛大學。蘭德公司的一名中國問題專家研究發現，「類似徐這樣的級別的官員，尤其是在北京這樣的政治溫床，有條件接觸各種類型的信息，從關於軍隊和地方領導的流言蜚語，到解放軍基層的日常情況。」該專家補充稱，「徐掌握的所有信息，無論層次高低，對其招募者來說都具有重要價值，因為我們目前所掌握的解放軍基層日常情況十分有限。」
1997年，朝鮮兩名高級官員叛逃。一名是朝鮮的重要思想家（「主體思想的設計者」）黃長燁（Hwang Jang Yop）叛逃至韓國，並經過美國特工的審訊後提供了有關朝鮮核武器戰略、核武器和化學武器項目以及朝鮮派遣至韓國方面的特工身份等情報。不過，柯林頓政府的一名官員仍然認為，「黃沒有他預想的那麼有價值」，而且「不直接掌握軍事情報」。黃提供情報中的一部分都被研判為「陳舊、過時或虛假的」。
另一名更有價值的叛逃者是張成吉（g Sung Kil），1997年叛逃前任朝鮮駐埃及大使。據信，張成吉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了一份關於「朝鮮與中東地區國家敏感交易的有價值情報」。其中最有價值的是關於朝鮮向埃及出售飛毛腿B型導彈（Scud-B），以及向伊朗和敘利亞出售其他軍火的情報。有些情報是在其叛逃前就已經提供給美方；有報道稱，美國在張成吉叛逃前就已招募成功。
其他朝鮮叛逃者中有二人分別是崔准豪（Choi Ju-Hwal）和閣養煥（Ko Young-Hwan），均曾是朝鮮人民軍軍官。二人向參議院某個委員會（據推測是中央情報局）透露了第四局生產和應用火箭的情報和第五局生產化學武器的情報，以及朝鮮導彈出口的情報。有報道稱，2013年年末，一名與張成澤（金正恩的姑父，近期已被處決）關係緊密的高級軍官叛逃。
有報道稱，叛逃的伊朗科技人員（也可能是仍然身居幕後的人）在2004年提供了一批關於伊朗核項目的情報。這些叛逃事件是中央情報局設計的「人才外流」項目（Brain Drain）的結果，該項目計畫引誘伊朗核武器科技人才叛逃。
2009年，一名科技人員在沙烏地阿拉伯期間叛逃，此人在伊朗工作期間就已經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情報。沙赫拉姆·阿米里（shahram Amiri）一名核放射探測專家，曾在德黑蘭Malek Ashtar大學工作，該大學是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的研究機構，並參與伊朗核武器研究。阿米里曾在多個伊朗核設施工作，如位於德黑蘭的拉維桑（Lavizan）核設施。該設施在受到原子能監督人員質疑其保存高濃縮鈾後，在2003年至2004年被拆除。據報道，阿米里提供的情報還反映了伊朗已經有能力開發出能夠用於導彈發射的核彈頭。
2010年，阿米里公布了一段視頻，顯示其本人被中央情報局麻醉後綁架。阿米里做出公布視頻行為的原因可能是其思鄉心切，而且如果阿米里不返回伊朗的話，其家人在他叛逃後可能受到了來自伊朗政府的威脅（中央情報局未能將阿米里的家人一同遷往美國）。在公布視頻後不久，阿米里返回了德黑蘭，伊朗政府隨後宣布阿米里是一名雙面間諜。不過，美國官方堅稱阿米里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原件情報，而且已經被證實情況屬實。」據報道，伊朗方面在2011年逮捕了阿米里。
除阿米里外，還有多名伊朗官員變節叛逃。其中之一是阿里·雷扎·阿斯加里（Ali Reza Asgari），曾任伊朗國防部副部長，並指揮伊斯蘭革命衛隊。據媒體報道，此人2007年2月在土耳其失蹤，其向美國情報機構提供的情報「非常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