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學說，或說「形名之學」，或說「法術之學」，或說「帝王之學」，一言蔽之，就是「政治學」。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哲學理論大致達到有系統的階段。其學說以性惡、變法、守國、富強為基礎，有其獨特的人性觀、歷史觀、價值觀與國家觀，以至尚法、用術、任勢三者兼行，是一套完整的治國方法，其哲學比以前的任何一位法家都更完美。
人性觀
韓非的人性觀，受其師荀卿影響，認為人只有自私，並無仁義可言，更不用教之以禮，「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難二》），無論父子、夫妻、主僕、君臣、群己皆只有利害，別無其他。
「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六反》）即使親如父子，都是互相利用，沒有對等的利益，便互相責怪，「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難二》）況君臣乎？至於夫妻，靠男女感情關係相結合，「愛則親，不愛則疏」，比父子天倫之情更脆弱，「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疑見疏賤——」（《備內》）夫妻利異。主僕之間，是錢財與勞力的交易，韓非認為亦無情義可言。至於君臣，「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內儲說下》）不能輕信，否則身死國滅，所以韓非總結說，「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八經》），「故君臣異心；君以計蓄臣，臣以計事君。君臣之交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飾邪》）以計蓄臣，非無道也，禁姦邪之法也。群己之間，本就無感情基礎，「王良愛馬，越王句踐愛人，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備內》）
不管從哪一種關係看人，都只表現人性可惡的一面。在韓非眼裏，人是無可救藥的，只有以嚴刑峻法禁止他們違規，不求禮愛教化使王天下。
歷史觀
韓非認為，不能「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上古、中世、近代，情勢各有不同，治國因應不同情勢，有不同的處理手法。「不期循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這是存在決定了意識。至於三王五帝，韓非評為「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又認為「古者，大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亂。」（《五蠹》），純粹以財貨與土地的「物」之供求情形不同作「變法易古」的根據。故韓非譏笑儒者說：「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無易常。』——伊尹母變殷，太公母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南面》）
所以總括而言，韓非因為這類「事異則備變」的歷史觀，否定上古帝王祟高的說法，不必「法先王」，人只是隨著物質條件變化而變化，要掌握時代，必須因應時代，即因應變化的物質情勢於聖人之治中，而聖人之治的原則，只在於「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不在「因循法古」。
價值觀
人性險惡，只會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勢必利害有所衝突，然後相爭，引起混亂。為了使人人能如願地各為其利，便需要一套辦法，有系統地維護共同利益，這一套系統，便超越了利益而成為價值之所在，荀卿認為禮可以成為此系統之主宰，而韓非則認為人心之惡，以禮不足禁，惟有法可以治民。
法的價值，遠超越人民的生命，為了護法，這些都不足持，可以犧牲。秦大饑，應侯請發粟活民，昭襄王否案，認為「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蔬而治。」（《外儲說右下》）為了國法「有功受賞，有罪受誅」，寧可餓死饑民，不可毀法致亂，結論是「生而亂，不如死而治」。法的價值超越一切，包括生命。
另外，護法的目的在於富國。法只是富國政策之一，其他一切可使國家富強的辦法，韓非都視之有價值，而且加以宣揚和實施。反之，對國家毫無貢獻之蠹蟲，「以文亂法」的儒，「以武犯禁」的俠，以致工匠、商賈、說客之流，都無價值，都該以任何方法厄殺淨盡。
國家觀
韓非認為，國家的一切高於社會的一切，但凡對國家有利的，如農戰，如軍爭，都會積極提倡。至於提出這些富國政策，乃為了使國家繁榮昌盛，以玫霸天下。國家與國家之間，並無禮讓，只有力爭，這是潮流的發展，「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八說》）既然此為「大爭之世」，國家對外，就只有靠實力，「力多則人朝，力少則朝於人」（《顯學》），決無國際和平，亦不宜講仁義辯智，所以國家的五種害蟲，均須滅絕，以免「外不能戰，內不能守」（《慎法》），終國亡身死。
富強之法，在內不在外。國家如不先在內政上求改革、圖富強，而在外交上講策略、事縱橫，足以誤國亡國，換言之，外交須以內政為盾，富強之本，在內政，不在外交。故「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外而政亂於內，則亡不可振也。」（《五蠹》）外援不足持，修政可玫強，富國之法，其本在於鼓勵耕戰與獎勵軍勇，與之相反的國家害蟲，韓非極力禁止。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湧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六反》）道家「貴生之士」、儒家「文學之士」、游士「有能之士」、辯者「辯智之士」與墨家「磏勇之士」及「任譽之士」，都是國家的害蟲，卻受到獎賞；死節、全法、生利、整穀、尊上、明上之民，卻世毀之。如此治國，耕無農，戰無勇，「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所以「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以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蓄王資，而承敵國之亹，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五蠹》）
法家哲學的基礎，就在於其黑暗的人性觀、變化的歷史觀、重國的價值觀與致強的國家觀。這些基礎的思維，使韓非所述的法術勢三者得以建立而不覺其刻薄寡恩。
尚法
「法者，憲令著於官府，賞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定法》）理至易明，法就是官方公佈的規則律令，主要以賞罰來控制。行為合於法的，就賞；不合於法的，就罰。「法」即是「令」，「令」即是「法」，「法令」出於官府，即由主上與官員公佈實施。至於官員，亦有其法，「臣不得越官而有功——越官則死。」（《二柄》）所以法的集權，就在君主手中。而其覆蓋範圍，上至文武百官，下至庶民百姓，甚至官員的升降職級，以至編制，職掌都透過決策明確劃分，「明主以吏，宰相必起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王之道也。」《顯學》
至於定法，有何標準？首先，法是客觀的，「設之於官，命之於百姓」《難三》是成文的是公佈的，不容許任何人憑主觀意見隨意更改或曲解，而且「事過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一斷於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