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哥斯大黎加停留了十一天後，就登上一架往華盛頓特區的班機。之所以得去那兒，是為了轉搭前往巴黎的飛機。不過既來之，則安之，我們趁機花了數星期時間拜訪美國東岸的親戚朋友，順便帶孩子們參觀波士頓和華盛頓的名勝。諸位也許會想：黛薇與我該不會期待這趟要飛上七個鐘頭，還要帶著三個小搗蛋的越洋旅行吧，可是容我據實稟報：情況並沒那麼糟。咱們福星高照，搭上一架全新波音七七七客機橫越大西洋，坐的當然是經濟艙，不過機上有許多伸腿空間、舒適座位、兒童餐，每個椅背後頭還有小型電視螢幕。那些迷你電視可真是神賜，飛機一離地，三個小傢伙立刻被錄影帶催眠，個個下巴鬆脫，口水直淌。要是在家遇到這情形，我們常在小鬼們睡過幾個小時以後拿出碰碰車來鬧醒他們，但這招可不能用在飛法國的客機上。話說回來，這倒是我們夫妻打從離家以來首次遇到小蘿蔔頭們沒有鬥嘴、沒踢椅子、沒爬走道、沒灑飲料，也沒嘗試站上折疊式托盤架的搭機經驗。
全家在戴高樂機場降落以後，拿了行李就走出機場準備坐車進城。眼看我們有六個人加上十二個旅行袋，大夥兒根本不知該如何搭乘巴士到我們要去的地點。看樣子，不是得坐一部出租轎車，就是要叫兩輛計程車。這時，我先瞧見一部出租轎車，司機先生留著一撮修剪整齊的小鬍子，還穿了一套帥氣十足的灰西裝，於是本人趨步向前，只見他正以高盧民族的輕蔑眼神打量本人的牛仔褲和運動鞋。我問，載我們六人到托卡德侯（Trocadero）要多少車資。他答：五百五十法郎——合美金一百一十元（約台幣四千元），小費另計。
本人雖只到達巴黎十分鐘，還是認為這價錢太貴，我也端起法國人那副架子，再搬出高中學來的法語說：「太貴了吧，先生。」原以為他會稍稍減個價，不料他竟嘟嘴聳肩擺明了態度。我只好求他先等我一會兒，然後衝過一整條人行道，想去打聽一下那兩輛計程車叫價多少——糟糕，要美金一百二十元，外加兩份小費。搞了半天，出租轎車價錢還便宜些，於是趕緊跑回轎車跟前，哪知司機先生已和兩名衣著光鮮的歐洲大亨完成交易啦，他們搞不好連車錢都沒問一聲哩。司機見我奔來，立刻抬起下巴說：「我給過你機會了。」態度跩得跟二五八萬似的。
我聽了忍俊不禁，因為他那口英文實在法國腔太重了。接著，我又抬出高中學來的法語說：「先生，總有第二次機會吧。」一廂情願以為他會發惻隱之心，誰知他就這樣載著那兩名衣冠楚楚的主管絕塵而去，我們只好擠進一輛喊價一百二十美元的計程車走人啦。
四十分鐘後，全家站在喜達亭公寓旅館（Citadines Aparthotel，是黛薇在旅遊指南的偉大發現之一）門外。我們以一般法國旅館住房費一半的價錢，租到兩間臥室、一間擺著折疊沙發的小客廳，和一間簡式廚房。這小公寓乾淨舒適，地點也好——位於格調高尚的十六世紀住宅區中心地段。進了公寓，大夥兒扔下袋子，沖了個澡，補眠三小時，下午才有氣無力地起身，前往巴黎市區三線大道蹓躂蹓躂。
世界上只有紐約、巴黎、香港這三大都會能讓人徒步走在街上還這麼興奮。當然，三地給人的感受自是截然不同。在香港和紐約，會被形形色色的人給迷住。到了巴黎，則是陶醉於當地那種「人為的尊貴氣息」——這是英國小說家及詩人勞倫斯（D．H．Lawrence）說的。不過，置身這三座都市，都能在街上連逛數小時，心曠神怡地欣賞千變萬化的城市風光。
我們離開旅館後，就朝北邊的佛許大道（Avenue Foch）走去，這條寬闊的三線大馬路兩旁都是豪華公寓建築。大家漫步走過幾個街區來到凱旋門，再右轉步入環境十分幽雅的雨果大道（Avenue Victor Hugo），整條街上盡是美侖美奐的小店，有些名聞遐邇，有的沒沒無名，但都擺著燦爛奪目、本身即屬藝術品的櫥窗展示品。其中一家小舖專賣門把和抽屜把手，這些東西聽起來雖不怎麼值得過份炫耀，那家小舖卻將這些小五金展示得極為高雅，看起來簡直和英國王冠上的珠寶不相上下（說不定價格也一樣）。
全家跨進一家極其別緻的巧克力店，大夥兒都覺得此地想必是全世界最美的巧克力專賣店了。只見店裡陳列著一個個裝滿精緻太妃糖的盒子，還立著好些從地面直通天花板的檀木架，架上擺著以粉紅、水藍兩種柔和色調的藝術棉紙製成的糖果盒，整間店面瀰漫著可可香，孩子們都被迷昏了頭。我們允許每個小傢伙挑選一塊太妃糖（他們大概花了二十分鐘），然後由一位打扮高雅的店員小姐仔細包好每塊糖讓咱們帶走。糖果價錢貴得令人咋舌，但還是值得。
說起物價，黛薇和我很快就面臨了一項不爭的事實：我們在巴黎的食物預算嚴重短少。出國以前，我們一派天真地分配伙食費：大多數地方以每天六十美元為限，到羅馬、巴黎之類物價高昂的城市，每日一百美元。當時覺得這錢似乎不少，現在才發覺以六人計算，每人每天伙食費大概僅有十六元。衡諸未來，全家上一次花都的銀塔餐廳（La Tour d'Argent）用膳，恐怕就要搜刮掉大夥兒在巴黎四天、填飽肚子的預算。當然啦，咱們是不會上那兒吃飯的，搞不好他們還不讓我們進門呢，但就算是去街角小館，我們那微薄的財力恐怕也要不勝負荷。
另外，我們對巴黎有一個強烈印象：此地餐廳不歡迎年幼兒童，尤其是晚餐時間。這怎能怪罪他們？想想看，那些餐廳都有漿挺的白桌巾、點心餐車、穿黑西裝的侍者這些高雅名堂。柯家兒女一來，就用一百二十分貝高音尖叫一通，還把兩隻耳朵插上法國長麵包，他們如何消受得起。以美國標準來看，咱們家孩子也不算端莊：到了法國餐廳，簡直就要被當成橫衝直撞的野蠻民族啦。初到巴黎享用晚餐，黛薇與我大半時間都在噓小傢伙們安靜，還不停向周遭客人說：「抱歉，女士。對不起，先生。」每個人都頗能諒解，只是晚餐結束後，我們覺得有義務重賞小費。
這麼說來，我們似乎有必要另做打算。既然咱們那間公寓有個簡式廚房，大夥兒就上街採購雜貨去吧。這可真是一趟爽快過癮的探險，附近商家店面雖都不大，賣的東西倒很專門，而且貨色齊全，品質一流，擺設有趣，店東英文一竅不通。黛薇雖然會說四種流利的語言（英文、日文、西班牙文、義大利文），可惜獨缺法文。本人的法文也只有基礎程度，但除了提出某個讓人聽得腦子一團漿糊的請求——例如要肉販切一片腿肉（法文是jambe），而非火腿（法文叫jambon）——一切還算暢行無阻。
此後，全家約有一半正餐是在公寓裡解決，黛薇與我甚至不帶小傢伙溜出去吃過幾頓晚餐，藉此尋獲了一丁點兒巴黎的浪漫，還避開不少高盧民族的咒罵聲，伙食預算也只超支一半。這未嘗不是件好事，因為來日我們還要前往物價貴得離譜的威尼斯和蘇黎世，等大夥兒到了澳洲，恐怕得沿街乞討了。
待在巴黎第二天上午，我們又舒暢快意地散了個步。這回，大夥兒沿塞納河右岸閒逛，走到杜勒麗花園（Jardin des Tuileries）和羅浮宮。起先小傢伙們都懷疑這趟路有啥好玩，當我說出目的地時，威利還狐疑地問：「什麼是羅府呀？」（他把羅浮宮的法文Louvre 聽成了Loove）
我本來不太希望小傢伙們打破沙鍋問到底，現在卻別無選擇，只好抖起精神說：「呃，羅浮宮是個好大好大的美術館。」
「什麼！」
「一座美術館呀，你知道的嘛，有油畫、雕刻、素描這些東西啊。」
「不要啦，爹地。」威利呻吟：「求求你別帶我們去美術館嘛。去哪兒都行，就是別去那裡！我說真的唷，上教堂我都願意。」看樣子他還真煩惱哩。
「聽著，」我說：「這可不是你們平常去的那種普通美術館喔，它是全世界最棒的美術館，裡面有蒙娜麗莎、米洛島的維納斯（Venus de Milo，譯註一），還有勝利女神（Nike of Samothrace，譯註二）。」
威利聽見「Nikes」（即運動鞋著名品牌「耐吉」），才稍稍振作了點兒精神，但我看得出來他和卡拉還是怏怏不樂。
好在黛薇早料到會碰到這種反應，便告訴卡拉和威利，他們可以在羅浮宮的禮品店挑選五張藝術明信片，然後全家要舉行一場比賽，誰找到最多明信片上出現過的藝術品，我們就請客。一提到贏家和獎品，情況立即完全改觀。這下，姊弟倆又可以投入他們最大的嗜好——手足相爭。後來他們還發現，只要是有禮品店的地方，都不至於太掃興。
現在，每個人巴不得馬上去羅浮宮，但我們必須走路穿越杜勒麗花園才到得了那兒。這座由排列工整的花圃、古樹、水泥池子構成的都市綠洲極適合孩子們撒野，只見卡拉和威利在碎石路上來回奔跑，觀賞造型精巧的模型帆船在池中航行，甚至還發現一座很適合攀爬、由英國雕刻家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