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志強
1664年歲末，倫敦爆發了瘟疫。在倫敦東部的聖迦爾斯教區，起初只有3人死於瘟疫，驚惶的謠言卻傳遍全城。官方發布的每周的《死亡統計表》的數字時高時低，市民的情緒陰晴不定。到次年春季，即1665年四月，就在人們認為疫疾幾乎消失的時候，傳染病已悄悄蔓延至其他兩三個教區。隨著炎熱天氣到來，瘟疫逐漸從城市東部朝西部推進。市政當局已無法隱瞞病情，而一直自以為還有希望的市民，再也不願受蒙蔽了，索性開始搜查房子，發現瘟疫到處都是。在聖迦爾斯教區，好些街道被傳染上了，好些人家都病倒了；該教區一周內就被埋掉120個人。大街小巷到處聽到弔喪的哭喊聲；通常是熙熙攘攘的街市，頓時變得荒蕪凄涼；法學會門窗緊閉，律師無事可干；為避免街旁房屋飄出來的香臭氣味，街上行人走在道路中央，這是一幅奇怪的城市白晝圖景。有人在街上大叫大嚷：「再過四十天，倫敦就要滅亡了。」有個人赤身裸體在街上跑來跑去，腰間只拴條襯褲，徹夜奔走，徹夜號叫：「噢，無上而威嚴的上帝呀！」
這是倫敦歷史上空前的大劫難，讓全體居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隨著傳染病癒演愈烈，有些教區的運屍車幾乎通宵奔忙。夜晚的街道上，時而見到滿載屍體的運屍車燃著火炬緩緩行進，時而見到黑暗的人群念著祈禱文擁向教堂。不少教堂的牧師都逃走了，留下來的空位被那些非國教牧師佔據，而不同教派的人濟濟一堂，常常在同一個教堂里聽取佈道。災難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一方面，宗教生活變得空前團結和虔誠，就連那些鐵石心腸的殺人犯也開始大聲懺悔，痛哭流涕對人供認隱瞞已久的罪狀；另一方面，人們互相提防，偶爾碰面也都繞道避開，怕的是染上瘟病。層出不窮的江湖醫生、魔術師、星相家、智多星、預言家，他們信口開河，趁機詐騙窮人和病人的錢財。在瘟疫的痛苦和瘟疫的恐怖達到高峰時，人們多半分不清謠言和真相的區別。《死亡統計表》的數字是不可全信的。護理員用濕布蒙住病人的臉，將他們悶死之後竊取財物，這樣的傳聞未必是不可信的。市政當局制定嚴格法規，將染上瘟病的房屋強行關閉起來，事實上常常是將有病的人和沒病的人關在同一個屋子裡，造成出乎預料的悲慘後果。許多有瘟病在身的人，不知是由於痛苦至極還是由於恐怖難耐，裸身裹著毯子跳進墳坑裡，自己將自己埋葬。如果有人因此情景而默默流淚，甚至相信世界末日的預言，這是一點不奇怪的。要是他們知道，這場大規模的傳染病結束之後的次年，倫敦還會發生大火災，將這個城市的四分之三夷為平地，他們大概不得不相信，上帝的審判已經降臨，播下時疫和大火，註定要將地球上的這塊地方剷除乾淨。
讓倫敦數以萬計的人痛不欲生的瘟病，是一種腺鼠疫，和《十日談》開篇描繪的那種瘟疫癥狀一模一樣。染上此病的人，身上會出現所謂的「標記」（token），然後頭痛，嘔吐，往往很快死去。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染上了病，在街上行走或在集市裡購物時，突然倒斃，被人扒開衣服，發現身上布滿「標記」。患者通常是在脖頸、腋窩和外陰部出現這種「標記」，也就是黑色小腫塊，「其實是壞疽斑點，或者說是壞死的肉，結成一顆顆小瘤，寬如一便士小銀幣」。這是史書中屢屢描述的歐洲「黑死病」癥狀。因腫塊疼痛難忍而變得譫妄發狂，甚至跳樓或開槍自殺的大有人在。有時候痛得發狂，其行狀和欣喜若狂倒是並無二致：病人突然從家裡衝到街上，邊走邊跳舞，做出上百個滑稽動作，身後跟著追趕他的老婆和孩子，大聲呼救，悲泣號叫。這種可笑又悲慘的情景，讓人恍惚覺得是進了瘋人院。而在1665年倫敦大瘟疫高峰時期，最恐怖的還不是患者譫妄發狂或暴屍街頭，而是大量的人被強行關閉在自家屋子裡，門上畫上紅十字，像是活活被關進墳墓。
笛福出版於1722年的《瘟疫年紀事》（），以栩栩如生的筆觸描述倫敦大瘟疫的慘象，告訴我們這段黑暗恐怖的歷史。這是一部內容翔實的見聞錄，是從瘟疫第一線發來的報道。當時倫敦97個教區，城市和市郊管轄地，泰晤士河兩岸地區，股票交易所和土地拍賣市場，白廳和倫敦塔，格林尼治和索斯沃克，那些城門和柵欄，還有數不清的大街小巷和教堂墓地，是以全景的方式展示在這本書中。我們看到有關歐洲中世紀「黑死病」的插畫圖片，其描述的災情給人以深刻印象，但是跟笛福的《紀事》相比就顯得頗為有限了。畫中建築物高大堅實的廊柱和屍體模糊堆積的暗影，呈現富於象徵意義的透視一角；那些插畫圖片是語言的助手和歷史的註腳，而笛福的《紀事》是歷史的還原，是深入現場的報道，讓1665年瘟疫猖獗的倫敦城得以在時空中復活。
從歷史的角度看，歐洲人對瘟疫並不陌生。歐洲歷史上最為著名的三次瘟疫，其中的第三次就是本書所描述的那一次，被冠以「黑死病」的稱號，它與十四世紀的第二次大流行間隔300年，疫情在這中間此起彼落未曾中斷，到1665年是個高峰，在歐洲造成2500萬人死亡，占當時歐洲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當時的倫敦人顯然對瘟疫缺乏清楚記憶；和我們現代大都市的芸芸眾生一樣，正處在某種健康和繁榮的幻覺之中，而非帶著歷史的教訓和記憶生活。從倫敦市政當局的應對措施、醫生對於「標記」的辨認及廣大市民的行狀來看，瘟疫的出現如同是神秘莫測的第一次，令人驚駭萬分，猝不及防。這個遭受劫難的城市，它的反應更像是個體對於死亡的某種認知，而不像是那種引領部族突圍的古老歷史行為。當城市裡幾十萬「個體」面對傳染病侵襲，顯得驚慌失措，疑神疑鬼時，人們實質是從一種幻覺進入另一種幻覺，使得悲劇的慘象不可避免地伴隨著一系列鬧劇。而這便是《紀事》的報道所要面對和深入的「現場」。
瘟疫起先是從荷蘭被帶過來，夾在貨物當中，在德魯里衚衕的一座房子里爆發，隨後不可遏止地蔓延開來，而倫敦人要在此後近兩年時間裡和「它」打交道，歷經痛苦絕望，直到「它」又神秘莫測地消失。這個倫敦是王政復辟時期的倫敦，當時人口暴漲，市面繁華，泰晤士河畔貿易興隆，因此儘管在瘟疫之初已經有許許多多人逃離城市，到鄉下避難，倫敦城裡還是顯得人滿為患。大量外來務工人員（以紡織工居多），各行會的學徒工，男女僕人，底層貧民和流浪漢，他們是這個城市最為窮苦的人，其境況也最為凄慘。此外便是構成城市主體的普通市民，他們多半無處可逃，困守危城，在疫情此起彼落的蔓延中，處境極為不利。《紀事》講述的主要是窮人和市民的狀況，也就是「黑死病」插畫圖片中跪在屍首旁邊神色茫然或掩面無力的那些人；他們的迷信、恐懼、匱乏、冒險和憂戚，他們值得同情的遭遇和可悲可嘆的行為，在書中得到形形色色的描繪。任何一場大災難只要被如實報道出來，似乎都具有史詩（epic）恢弘不凡的氣度。笛福的《瘟疫年紀事》以其嚴謹忠實的敘述，為十七世紀中葉的倫敦城譜寫了一曲史詩。它用編年體的撰寫方式記述這場大災難；從1664年九月到1665年年底，幾乎是逐月報道它的起落和進程，讓我們看到，瘟疫改變了城市的面貌，也以特殊的情態呈現其面貌。書中「提到175處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築、教堂、酒館、客棧、房屋、村莊、路標和州郡」，把倫敦及周邊地區標誌出來，令人身臨其境。閱讀這本書，如同穿行於城市蜿蜒曲折的街巷，和不計其數的窮人和市民一起經歷生死患難。
《瘟疫年紀事》是笛福創作的一部小說，並非發自第一線的報道。倫敦爆發瘟疫那年，笛福只有五歲，對災情談不上有詳細的記憶。他寫成此書出版時，那場災難已過去半個世紀。倫敦的中世紀木結構房屋，在1666年的大火災中付之一炬，早已被磚石房屋所取代。讀者打開這本書，多半是把它當做歷史讀物，甚至是當做「真實的回憶錄」。事實上，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機巧的藝術品」（a ing work of art），其栩栩如生的描述主要是出於笛福的想像。
笛福為何要寫這樣一本書？為何將它做成虛構的回憶錄形式？
英國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曾為該書1966年企鵝版撰寫導言，認為笛福不管是作為小說家還是新聞記者，他都丟不開這個題材。1720年，馬賽剛好爆發瘟疫，英國報紙對此反響較大，由於當年的瘟疫就是從荷蘭傳來，人們難免提心弔膽，生怕英格蘭再次遭到侵襲；作為新聞記者，笛福善於捕捉熱門話題，也總是選擇熱門話題創作小說；而以瘟疫題材創作一部小說，可以利用公眾想像處理私人經驗，將他童年的混沌經驗組織成形，因此作為小說家，他也會對這個題材感興趣。至於這篇小說所採取的形式，安東尼·伯吉斯認為，作者是故意讓它讀來像一篇真實回憶錄；在若干種參考書的基礎上，他想再寫一部像《魯濱遜漂流記》那樣廣為流行的小說。
但是讀者看到，《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