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這些遺棄的資產，落到了作為全體繼承人的國王手中，關於這一點我們被告知，而我覺得它部分是真實的，國王把這些所有東西當做謝神之物轉讓給了倫敦的市長大人和市參議院，以供窮人之用，而窮人是非常多的：因為可以看到，雖說賑濟的種種理由，還有水深火熱的場景，在瘟疫猖獗之時要比一切都結束之後的現在多很多；可窮人的苦難不幸眼下卻比那個時候多了許多，因為所有那些大布施的來源眼下都關閉了；人們眼中的主要布施理由不存在了，於是便停住了他們的手；而個別那些場景卻仍然讓人非常動容，窮人的苦難不幸，其實是非常深重的。
儘管城市的健康狀況眼下多半得以恢複，可是外貿卻並未開始活動起來，而那些外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允許我們的船隻進入他們港口；至於說荷蘭人，我們的朝廷和他們之間的誤解在前年引發了戰爭；因此我們那一路的貿易整個兒被阻斷了；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義大利和北非，還有漢堡和波羅的海的所有港口也一樣，這些全都是長時間小心避開我們，好多個月里都不願和我們恢複貿易。
瘟病掃蕩著那樣眾多的人群，正如我說過的那樣，許多外圍教區，如果不是說全部教區，便不得不開闢新的墳場，加上我講到過的在邦西爾-菲爾茲的墳場，其中有些還在繼續使用，沿用到現在；但另一些是棄置不用了，而它們，說起來我實在是帶著點兒非難，被改造成了其他用途，或是後來在它們上面被蓋上建築，那些死屍受到打擾，遭到虐待，又被挖了出來，有些甚至連骨頭上的肉都還沒有爛掉，像糞土或垃圾那樣被搬到其他地方去了；這當中有些是在我了解的範圍內，如下所述：
1．高斯維爾街外的一塊地，靠近蒙特-米爾，是這個城市的古舊野堡或要塞的某個遺址，大量屍體從埃爾德斯蓋特、科勒肯威爾那些教區運來，甚至從城內運來，被亂七八糟地掩埋在那裡。這塊地，據我所知，後來成了一座草藥園，而且在這之後被蓋上了建築。
2．布萊克·迪契，正如當時的稱呼那樣，正對面有一塊地，在哈羅威衚衕的盡頭，在肖迪契教區；後來成了一家養豬場，還用於別的普通用途，只是極少作為墳地使用。
3．畢曉普斯蓋特街漢德巷的上頭，當時是一片綠色田野，被認做是專屬於畢曉普斯蓋特教區，雖說從城裡來的許多運屍車，尤其是從城牆邊的聖奧爾-海魯斯教區來的運屍車，也把屍體帶到那兒；這個地方，說起來我是沒法不大為嘆息的，如我所記得的那樣，正是在瘟疫停止後大約兩三年，羅伯特·克萊頓爵士 才佔得了這塊地；據說，有多少真實性我不知道，它因為缺乏繼承人而落到國王手裡，所有那些有權擁有它的人都被疫疾奪走了性命，而羅伯特·克萊頓爵士從國王查理二世那裡獲得了一份轉讓證書。不管他是怎麼弄到手的，可以肯定的是，這塊地是在他的命令之下被租出去蓋房子或是被蓋上了房子的：蓋的第一座房子是一座仍然矗立著的漂亮大房子，面朝著那條街道或道路，眼下是叫做漢德巷，而它儘管被叫做巷子，卻像街道一樣寬闊：和那座房子朝北同一排的那些房子，正是在窮人被掩埋的那塊地上建造起來的，而在將那塊地挖開來建造地基時，那些屍體被掘了出來，其中有些仍然讓人看得一清二楚呢，就連女人的頭蓋骨都可以通過它們長長的頭髮分辨出來，而另外一些，肉還沒有完全爛掉呢；於是人們開始驚呼著指責，而有些人提出來說，這也許會有傳染病複發的危險：這之後那些骨頭和屍體，被他們儘快抓起來，送到這塊地的另一處，統統被扔進一個特意挖好的深坑，而這塊地眼下為人所知，是因為它上面沒有蓋房子，而是一條通向另一座房子的通道，在羅斯巷上頭，正對著一座禮拜堂的大門，那座禮拜堂是多年以後建造的；這塊地被柵欄圈起來與通道的其餘部分隔斷，形成一個小小的正方形，那兒躺著近兩千具屍體的骨頭和殘骸，都是那一年被運屍車送到他們的墳墓里去的。
4．除此之外，在摩爾-菲爾茲有一塊地，在眼下叫做奧爾德·貝斯蘭姆街入口處旁邊，而它被擴大了許多，儘管出於同樣的緣由而沒有完全被理會。
注意：本篇紀事的作者，正是出於他自己的意願，埋葬在那塊地里的，而他姐姐是幾年前埋葬在那裡的。
5．斯台普涅教區，從倫敦東部向北擴展，甚至恰好擴展至肖迪契教堂墓地邊緣，有一塊地被收受掩埋他們的死者，靠近上述的教堂墓地；而它正是為了那個原因而被閑置起來，在這之後，我想，是被納入那個教堂墓地中；他們還有另外兩處下葬地在斯皮特爾-菲爾茲，一處是在後來為撫慰這個大教區而建造的一座教堂或曰禮拜堂的地方，另一處是在佩蒂寇衚衕。
另有不少於五塊地被用於那個時候的斯台普涅教區；一塊是在眼下矗立著聖保羅的肖德維爾教區教堂的那個地方，而另一塊，是在眼下矗立著瓦平的聖約翰教區教堂的那個地方，而這兩個地方當時都沒有教區的名字，但都屬於斯台普涅教區。
我還可以說出更多，但這些是在我具體了解的範圍內的，我認為是那種環境使它們具有記錄的價值；從整體上講，這可以讓人看到，他們在這災難深重的時候，不得不在大部分外圍教區收受新的下葬地，為了掩埋在那樣短的時間內死掉的為數甚多的人；但為什麼沒有採取措施把這些地方和普通的用途分隔開來，使得那些死屍可以靜靜地長眠，這我答不上來，而我得照實說，我認為那樣做是錯誤的；誰該負責，我不知道。
我應該提一下，當時也有單獨一塊下葬地 供貴格會教徒使用，這塊地他們仍在使用，他們還專門有一輛運屍車，把屍體從家裡運過來；那位著名的所羅門·伊戈爾，他正如我在前面講到的那樣，把瘟疫預告成一場審判，赤身裸體跑過大街，告訴人們，它對他們發動突然襲擊，是為了他們的罪孽而懲罰他們，而他自己的妻子正好是在瘟疫的第二天死掉的，是第一批被貴格會教徒運屍車運到他們新的下葬地中的一員。
我本可以讓傳染病期間發生的許多更引人注目的事情塞滿這篇紀事，尤其是市長大人和當時在牛津的宮廷之間的往來磋商，以及那些時不時從內閣收到的指令讓他們在這緊急關頭指揮調度。但是宮廷讓其自身參與的事情確實是那樣少，而他們做過的那點事情其重要性是那樣小，因此我不覺得太有必要在這裡說得面面俱到，除了規定城裡按月舉行齋戒那件事，還有為救濟窮人發送皇家布施那件事之外，而這兩件事情我在前面都說到過了。
譴責的話語朝那些內科醫生劈頭蓋臉扔過來，他們在這疫疾期間遺棄了自己的病人，而眼下他們又回到城裡來了，沒有人想要僱用他們；他們被人叫做是逃兵，並屢屢有傳單張貼在他們家的大門上，寫道，這裡有醫生出租！因此那些內科醫生中有一些人，只好獃坐片刻，環顧左右，或者至少將他們的住處搬遷，然後在新的地方和新的熟人中間開張營業；牧師的情況如出一轍，而人們事實上是對他們大加責罵，寫了詩句和辱罵他們的壞話，張貼在教堂大門上，這裡有佈道壇出租，或者有時候寫成出售，而這是更壞的壞話了。
這正是我們的大不幸，當傳染病停止時，我們那種傾軋和爭鬥、誹謗和責難的精神並沒有停止，而這確實成了從前影響國家和平的主要不安定因素：有人把它說成是那些舊時怨恨的殘餘，而它近來就是那樣將我們全都捲入了激怒和混亂之中。但是由於最近的赦免條例 平息了那種爭吵，因此政府便將家庭和個人的無時不在的和平，推薦給了整個國家。
但這是沒法做到的，尤其是在倫敦的瘟疫停止之後，當時有誰看到人們所處的那種情境，人們在那個時候是如何彼此愛撫，保證給未來以更多的寬容，再也不提出非難：我是說，有誰在那個時候看到他們，就會想到他們最終是會以另一種精神相處在一起。然而，我是說，這是沒法做到的；爭吵還在繼續，教會和長老會的人水火不容；瘟疫一旦消除，那些被逐出教門的非國教牧師，當他們填補了那些隱退的在職牧師所拋棄的佈道壇，他們就不會有別的盼頭了；他們只會立即攻擊他們，用他們的刑法 騷擾他們，自己生病的時候讓他們佈道，一旦恢複健康就迫害他們，即便是我們這些屬於教會的人也覺得這樣做是很冷酷的，對此根本無法贊同。
但這是政府的事情，我們說什麼也都是阻止不了的；我們只能說，這不是我們的作為，我們是沒法對此負責的。
另一個方面，反對國教的人譴責那些教會牧師，說他們跑掉了，丟掉了自己的職責，將人們遺棄在險境之中，而那個時候他們是最需要安慰的，等等之類，這我們是根本沒法贊同的；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信仰，相同的勇氣，而經書要求我們根據博愛原則，給絕大多數人以善意的評判。
一場瘟疫是一個強敵，是用恐怖武裝起來的強敵，每個人都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去抵禦它，或是做好足夠準備去承受其衝擊：千真萬確，許許多多身臨其境那樣去做的牧師，他們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