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過路人聽到那些被傳染的人發出的慘叫，會讓他們的心為之破碎，而那些人像這樣讓劇烈的疼痛或是血液里的熱度弄成了痴呆，不是被關進屋裡，就是多半被綁在床上或椅子上，以防他們對自己作出傷害，而那些人對於自己被監禁，對於不讓他們無拘無束地去死，就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就像他們以前會做的那樣，則會發出怕人的號叫。
害上瘟病的人這樣在街上跑來跑去是非常慘淡的，而行政長官盡了最大努力加以防範，但由於這種舉動實施之時，通常都是在夜裡而且一向是來得突然，那些公務員沒法就近加以防範，而就算是有人大白天跑出來，那些被指派的公務員也不想去干涉，因為，他們到了這樣起勁的時候，他們誠然都是被嚴重傳染上了，因此他們的傳染性非同一般，跟他們接觸就會成為最危險的一件事；另一個方面，他們跑著跑著，通常並不知道他們是在幹什麼，等到他們倒下全然死去，或是等到他們耗幹了精神，這個時候他們就會倒下，說不定是在半小時或一小時里死去，而這聽起來最為凄慘，他們肯定要在那半小時或一小時里不屈不撓地蘇醒過來，在對其所處境況創劇痛深的感覺之中，發出最撕心裂肺的哭喊和悲嘆。在將房屋關閉起來的法規嚴格執行之前，事情大半就是這樣，因為起初那些看守人並沒有那麼苛刻和嚴厲，像他們後來把人們關住不放時所做的那樣；也就是說，是在他們，我是指他們當中的某些人，為其玩忽職守而受到嚴厲懲罰之前，因為未能盡責，讓他們監視下的那些人偷偷溜出去，或是對那些人的外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管他們是有病還是沒病。但是他們看到公務員被派來檢查他們的行為，決心要讓他們盡到職責，否則要讓他們因為疏忽而受到懲罰，這之後他們才做得嚴密了些，人們才受到嚴格約束；而這件事情他們覺得是那樣缺德，那樣煩不勝煩，因此他們的不滿幾乎難以描述：但是這樣做存在著一種絕對的必要性，這是必須要承認的，除非有其他某種措施已經及時投入，而這對於那種情況來說是為時過晚了。
病人如上所述被禁閉起來，這一點如果當時沒有成為我們的現實，那麼倫敦就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曾經有過的最可怕的地方了，死在街上的人豈不就會跟死在屋裡的人一樣多了；因為當瘟病處在高峰的時候，它通常會讓人們變得譫妄發狂，而一旦他們變成那個樣子，那麼除了通過武力之外，他們是絕不會經人勸說而待在床上的；而許多沒有被綁起來的人，一旦發現沒法獲得許可出門，他們自己就從窗口擲身跳出去。
正是由於值此災難之時人們缺少彼此交往，才使得任何單獨的個人不可能去了解發生在不同家庭里的所有特別事件；尤其我相信這在今天根本是無從知曉，有多少神經錯亂的人將他們自己淹死在泰晤士河裡，還有淹死在從哈克涅附近沼澤地流過來的河裡，通常我們把那段河叫做是維阿河，或哈克涅河；至於說那些被記錄在每周的《死亡統計表》上的人，他們其實是寥寥無幾；也無法知曉那些人當中，有誰究竟是否出於意外而溺斃：但我相信我可以統計出來，在我了解或觀察的範圍內，那一年裡確實是將他們自己淹死的那些人，比記錄在《統計表》上的人全部加起來還要多，因為有許多屍體根本找不到了，可人們知道，那些人就是那樣失蹤的；還有那些用其他方法自我毀滅的人。在懷特克勞斯街或那兒附近還有一個人，在床上把自己給燒死了；有些人說這是他自己乾的，另一些人說這是照看他的護理員背信棄義所致；但是他有瘟疫在身，這一點大家的意見是一致的。
這也是出於上天仁慈的安排，而那個時候我多次想到這一點，就是那一年的城市裡沒有發生火災，至少是沒有發生相當規模的火災，而如果情形正好相反，那就會非常的恐怖了；人們想必不是任由它們燒個不熄，便是成群結隊大批聚在一起，無視傳染病的危險，對他們進入的屋子，他們觸摸的物品，或是他們置身其中的人員或居民漠不關心：可事情倒是那樣，除了克里普爾蓋特教區有兩三起突發的小火災，而它們被當場撲滅了之外，整個那一年裡都沒有發生那類災難。他們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說是有座房子在一個叫做斯旺衚衕的地方，這條衚衕是從奧爾德街末端附近的戈斯韋爾街通入聖約翰街，那兒有戶人家受到傳染，情形是那樣可怕，結果那座房子里的每一個人都死了；最後那個人是躺在地板上死的，而且根據猜測，是讓她自己一直剛好是躺在那個壁爐前面死去的；那個壁爐，看來是從它的那個地方塌落下來，由於燒的是木頭，便燒著了他們躺卧的那些木板和托梁，剛好是燒到那具屍首，但是沒有將死屍給燒著，儘管她身上只穿了一件汗衫，然後便自己熄滅了，並沒有傷及屋子的其餘部分，儘管這是一座薄薄的木板屋。這件事情會有多少真實，我不確定，但是由於這個城市要在次年慘遭大火蹂躪，它在這一年便極少感覺到那種災害。
事實上，考慮到極度的痛苦讓人們陷入的神志錯亂，還有我講到過的他們那種癲狂狀態，當他們獨自一人時，他們做了許多不要命的事情；這一類的災難沒有更多地發生，這是非常奇怪的。
屢屢有人問起我，而我從來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給它一個正面的答覆，就是何以會出現那種事情，那麼多被傳染的人在外面的街上拋頭露面，與此同時那些被傳染的房屋，它們是受到那樣小心警惕的搜查，而且它們實際上是統統被關閉起來並且受到了警戒。
坦白地說，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除非這麼說，在這樣一座人口那麼稠密的大城市裡，不可能是一出現那種情況就立刻發現每一座被傳染的房子，或是將所有被傳染的屋子都給關閉起來：因此人們才有了在街上四處走動的自由，甚至是愛去什麼地方就去什麼地方，除非讓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某被傳染的屋子。
確實，正如有好幾位內科醫生對市長大人說過的那樣，傳染病在某些特定的時段里鬧得那樣凶，人們病得那麼快，死得那麼快，因此要四下里去查詢哪個人得了病，哪個人沒得病，或是照事情要求的那樣，將他們那樣嚴格地關閉起來，這麼做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是徒勞的；整條街上幾乎每座房屋都受到傳染，而在許多地方，有些房子里每一個人都受到傳染；而更為糟糕的是，到了那些房子讓人知道是被傳染的時候，絕大部分被傳染的人就會讓人用石頭砸死，剩下的人因為害怕被人關閉起來而逃走了；因此，把它們叫做被傳染的屋子，然後關閉起來，這將是非常徒勞的；等到確實弄清楚，這戶人家無論如何是被傳染上了，這個時候傳染病都已經劫掠了這座屋子，並且已經向它告辭了。
這也許足以讓任何有理性的人相信，防止傳染病蔓延，由於這件事情並不在行政長官的掌握之中，也不在任何人性化的措施或政策的掌握之中；因此這樣將房屋關閉起來是完全不足以勝任這個目標的。事實上此中所得到的公共利益，與那樣被關閉起來的各個家庭所承擔的苦痛相比，看來完全是抵不上的，或者說是完全不相稱的；就我被社會僱傭而去奉行這種嚴酷的指令而言，我屢屢有機會看到，它是無力達成這個目標的。例如作為來訪者或檢查員，我很想去調查幾戶被傳染的家庭的詳情，這個時候我們很少到任何一戶家裡明顯出現瘟疫的屋子裡去，而是到某幾戶人家已經逃走和消失不見的屋子裡去；行政長官對此會非常不滿，責備檢查員在其檢查或視察時疏忽怠慢：但是那麼做，那些屋子在為人知曉之前早就已經被傳染上了。眼下，由於我在這個危險的職位上只有一半任期，任期是兩個月，這點時間長得足以讓我本人知曉，我們沒有辦法可以去了解任何家庭的真實狀況，只是站在門口問一問，或是向左鄰右舍打聽情況；至於說要進入每一間屋子搜查，則是沒有任何當權者會主動提出讓居民勉強接受，也沒有任何市民會去承擔的一個任務，因為這會讓我們招來某種傳染病和死亡，讓我們自己的家庭還有我們本人招來毀滅，也不會有任何廉潔正直的市民，如果他們變得容易陷入這樣一種嚴酷情形，他們能夠靠得住，能夠在城裡堅守得住的。
我們所能掌握的事情的那種確定性，不是通過別的什麼方法，而只是通過向左鄰右捨去打聽，或是向那種我們沒法嚴格依靠的家庭去打聽，那麼從這一點看，除了這個問題的那種不確定性會如上所述的那樣遺留下來，其他是沒有可能的。
確實，那些戶主受到法規限制，一旦屋子裡有人得了病，也就是說，有了傳染病的跡象，在發現之後的兩小時內，要向檢查員報告他所居住的那個地方，可是他們找到了那麼多的辦法對此加以迴避，並為他們的疏忽大意而辯解，因此他們很少那樣去報告，直到他們採取措施讓每一個想要逃跑的人都從屋子裡逃出來，不管他們是有病還是沒病；而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這就讓人不難看到，作為一種遏止傳染病的有效方法，將房屋關閉起來是根本靠不住的，因為，正如我在別處說過的那樣，從那些被傳染的屋子裡那樣跑出來的人，不少人真的是有瘟疫在身，儘管他們真的會認為自己並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