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西婭·沃爾
經過勞斯伯利的土地拍賣市場時，突然間，有一扇豎鉸鏈窗子剛好在我頭上猛地打開，然後有個女人發出了三聲嚇人的號啕，接著是以一種最難以仿效的腔調哭喊道，哦！死亡，死亡，死亡！而這讓我猝然驚恐起來，連我的血液都發冷了。整條街上見不到一個人影，也沒有任何其他窗戶打開；因為人們眼下無論如何都沒了好奇心；也沒有人會互幫互助；於是我接著走進了貝爾衚衕。
H.F.這樣寫道，他是1665年倫敦的一個鞍具商，是丹尼爾·笛福出版於1722年《瘟疫年紀事》（）的敘事人。《瘟疫年紀事》詳述事實真相，重述倫敦最近那場大瘟疫的故事，而這場瘟疫「把十萬人的生命一掃而光」，讓它的敘事人「活了下來！」。《紀事》部分是紀實——大半生里是個新聞記者的笛福，從當下能弄到手的檔案和小冊子，獲取許多資料和統計數字；部分是虛構——有關陷阱和逃逸、科學和迷信、隔離和復甦的個體故事集。掩埋其中的還有所有那些未被講述的故事——像上述無名的悲慟發出的那種魂飛魄散的尖叫。紀實因故事而得以充實；故事由於紀實而得到保證。其結果——這種有點兒怪異的混合，一方面是圖表、統計數字、日期和事實，另一方面是縈繞不忘的私密而直接的時刻——促使批評家威廉·赫茲利特在1830年說道：「（《紀事》）具有一種史詩的宏偉，在其風格和素材中，還有一種令人心碎的熟識親近。」正如另一位十九世紀評論家所斷言，笛福的《紀事》是「對總是緣於想像的真相的最生動寫照：……第一百遍熟讀之後，我們拿起這本書，不可能不做出讓步，我們還沒有翻過二十頁，就完全信服了，我們是在和那樣一個人交談，他經歷了他所描寫的種種恐怖並且存活下來」。
1665年之後的幾十年里，瘟疫從歐洲有點兒消失不見了。1720年，瘟疫帶著煥然一新的毒害，在馬賽爆發。英格蘭許多人在孩提時代度過那場大瘟疫；更多的人記得其父母和親友講述的那些毛骨悚然的故事。人人都懂得瘟疫意味著什麼——歐洲自中世紀以來反覆遭到黑死病的浩劫。起初，一種黑色小腫塊（一種「腹股溝腺炎」或「斑點」）會在身上什麼地方出現，然後是脖頸、腋窩和外陰的更多腫塊，頭痛欲裂、嘔吐和劇痛，腫塊變紅、變紫或變黑，有時死亡會來得非常快，在大街上，在樓梯上，在教堂座位里，在酒館裡，就在做出一個手勢、一個行為、一個決定的瞬間，將你擊倒。而它的蔓延是如此神速——越來越多的死亡，越來越多的屍體，直到掩埋坑被填滿，沒有足夠的運屍車將屍首拉走，房屋和街道成了敞開的墳墓。疼痛和死亡不是僅有的恐怖——你會被隔離，被封閉在自家屋子裡，有看守人把守，門上漆著紅十字——由於有人報告你家主人（或你家女僕）受到傳染而被困在屋內，和病人困守在一起，然後被判處死刑。在你驚慌逃跑時，你會怎麼做呢？賄賂（甚或殺死）看守人嗎？從後窗溜到屋頂，或穿過披屋進入小巷？
一旦在街上「自由」了，然後又會怎樣呢？害怕和恐慌會和瘟疫本身一樣毀滅這個城市。醫生中的許多人，跟富人和有權有勢的人一起逃走了；江湖郎中用他們一成不變的神葯榨取窮人血膏。教堂、禱告所和會堂里空空蕩蕩。鄰人相互告發。人們相互欺騙——還有欺騙自己。（這不過是頭痛而已啦。只不過是一點兒瘀傷。出去散會兒步就會覺得好一些的。）最壞的是——有報道說那些被傳染的人故意隱瞞自己遮掩不了的「斑點」，走到外面大街上試圖把病傳染給別人。
另一個方面，假設你及時逃離了這個城市，留下你的房子、你的生意、你的親戚和朋友——那會怎麼樣？你的房子被破壞，你的店鋪被洗劫，你的財貨被偷竊，你的生計被毀滅？而你在鄉下能有什麼盼頭？你堅決聲明你沒有病，你「安然無恙」，可誰會歡迎你這個來自黑暗城市的難民？誰會向死亡打開他們寧靜的村莊？他們很有可能會用乾草叉讓你繞道而行，而你會餓著肚子睡在乾草堆里。
笛福為這段黑暗、痛苦和恐懼的歷史而著迷，可他也知道這無論如何都不是整體的真實。他同樣了解慷慨、勇氣和自我犧牲的故事：牧師給所有到來的人鼓勵和撫慰——包括被逐出教門的天主教徒，猶太人，還有非國教教徒；醫生免費看顧窮人；官員迅速行動，平息恐慌，避免災難；看守人、運屍車車夫、坑邊的下葬人；父母、孩子、僕人和朋友，他們受到鼓勵、撫慰、照顧、處理、救治，還有哀悼。
瘟疫流行期間笛福是個小孩子——他的傳記承認他可能被送去鄉下保護——可是他對人類在壓力巨大的境遇中如何行動向來感興趣（在他的長篇小說中，魯濱遜·克魯索在島上度過二十八年；摩爾·弗蘭德斯為貧窮所迫進行通姦、亂倫和偷竊；羅克莎娜被私生女糾纏得幾乎發瘋；傑克上校被充軍到殖民地去）。他是真心打算幫助倫敦人為另一場「天罰」做好準備（就在1772年他還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曰《為瘟疫也為靈魂和肉體恰當準備。為法國目前這場可怕傳染病的顯然臨近所做的一些合乎時宜的思考；防止它的最適合的措施，還有交給它的巨大工作》）。他如何能夠最好地探查、傳達和宣傳瘟疫的種種事項及其後果——認出疾病的標記、可能防止和救治的種種措施、恐慌的後果、隔離的效力呢？
他的回答則是《瘟疫年紀事》，一種介於長篇小說、死亡警告書（a memento mori）和自助讀物之間的雜交類型，為此笛福研究了醫學論文、官方小冊子，還有1665年的《死亡統計表》，用歷史事實來為他的故事還有倫敦的文化記憶打下基礎。但也不只是醫學資料。H.F.提到175處以上的不同街道、建築、教堂、酒館、客棧、房屋、村莊、路標和州郡；《紀事》的大部分情節（還有它的許多典故）有賴於對倫敦街道的熟稔通曉。例如，導言開篇所引用的那個段落，如果和H.F.在別處將瘟疫的肉體標記描述為錢幣的情況放在一起，所產生的聯想甚至會豐富得多：「他們稱之為標記的那些斑點，其實是壞疽斑點，或者說是壞死的肉，結成一顆顆小瘤，寬如一便士小銀幣。」——而那座土地拍賣市場（Tokenhouse Yard）是經濟學家威廉·佩蒂爵士所建造，在查理一世統治時期，名稱得之於鑄造銅幣（farthing tokens）的那所房子：一種可怕的交易。而H.F.接著往下走進了貝爾衚衕（Bell Alley）——那喪鐘（bell）是為誰而敲響的呢？
懂得《紀事》何以將如此之多的關注放在十七世紀倫敦的街道上，也就能夠接近於小說某些更為豐富的結構模式。這個作品因其顯而易見的東拉西扯，因其「非線性」情節而經常遭受批評。我們因敘事人的離題話而連續不斷地被分散注意力：他開始講一個故事只是為了講另一個故事，然後返回到第一個故事。但是兩個模式的出現使得這些東拉西扯具有了意義。首先，我們看到H.F.探求意義，尋找種種可靠的徵象——瘟疫的徵象，健康的徵象，真理的徵象，街道的徵象。我們如何知道我們的所知；我們如何知道我們在何處？我們如何學會閱讀？其途徑是回覆到種種徵象和故事——而且一遍又一遍。其次，H.F.講故事的方式不僅反映他自身的動作——將自己關閉起來，又貪心地出門遊盪，又神經質地將自己關閉起來，然後又奪門而出——而且還反映被強行「關閉起來」的人們的行為，被官方關起來隔離以及無休無止、機智巧妙的逃遁，還有反映瘟疫本身的運動，興起和衰落，侵略和退卻。辨認出這些雖然奇異卻又引人入勝的模式，有助於我們既和敘事人也和敘事保持一致，傾聽《紀事》「史詩的宏偉，還有令人心碎的熟識親近」。
丹尼爾·笛福到他寫作《瘟疫年紀事》時，已經是一個多產而著名的作家了。到六十二歲這個年紀，他做過的職業有商人、密探、政治記者、宗教和社會諷刺家、詩人、旅行作家、經濟學家、品行讀物作者以及長篇小說家。他出生於王政復辟那一年——1660年（這我們十分確信）的倫敦，父母親是詹姆斯·福和愛麗絲·福。（丹尼爾到1695年加上了貴族氣派的笛［「De」］。）他的父親是個賣牛油燭的商人。這一家是英國國教的反對派，追隨他們的牧師塞繆爾·安納斯利離開了克里普爾蓋特的聖迦爾斯教堂，因為後者不肯在1662年的《統一宣誓法》上簽名，該法規要求尊奉教會條款。笛福的早年歲月因而得以耳濡目染宗教的不寬容和宗教迫害。瘟疫在1665年掃蕩這個城市，當時他大約五歲，1666年繼之以那場大火，三天之內將倫敦中世紀中心的五分之四摧毀。笛福餘生的顯著特點，將是機運的曲折坎坷和大起大落。
作為非國教教徒（正如所有的非聖公會成員），笛福被禁止在英格蘭的普通學校和大學裡就讀，學的是像天文學和地理學這樣的「現代」科目，取代傳統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古典教育。他放棄了當個牧師的想法，成為一名襪商和葡萄酒商人，1684年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