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吉本（1737～1794 A.D.）是18世紀英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運用淵博的學識素養和啟蒙時代的哲學理想，寫出英國最重要的一部歷史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從公元2世紀一直敘述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博大雄偉的史觀加上優美典雅的風格，不僅是學術名著，更是文學傑作，200年來傲視西方史學界，要是與我國的史書相比，譽之為歐洲的《史記》和《漢書》亦不為過。
吉本的曾祖父是一位布商，祖父是事業有成的軍事承包商，從威廉三世的大陸戰爭獲得巨大的財富，後來從事航運業和進出口貿易，因船難事件遭受重大的損失，全部財產從超過10萬英鎊減少到1萬英鎊，但是他仍然沒被厄運擊敗，重新站起來奮鬥，到1736年去世時，再度成為有大批資產的財主。他唯一的兒子愛德華·吉本生於1707年，後來進入劍橋大學的伊曼紐爾學院，成為彼得菲爾德的國會議員，在1734年進入下議院，娶朱迪思·波滕為妻，生育七個小孩，除長子外均夭折。
1737年4月27日，吉本誕生於帕特尼，是家中的長子，名字仍舊取為愛德華，出生後六個月祖父過世。小愛德華幼年體弱多病，多次瀕臨死亡邊緣，母親連生多胎無力照顧，靠姨母凱瑟琳·波滕看護。他10歲時，母親過世，此後由姨母撫養，她自小培養他博覽群書的習慣以及對古典文學的愛好。在1786年姨母去世時，吉本把她稱為「生命中幸福和榮譽的泉源」。吉本在入學前延請家庭教師啟蒙，然後進入金斯頓小學，1749年就讀於威斯敏斯特中學。吉本在校極不適應嚴苛的求學環境，後來把它稱為「充滿恐懼和悲傷的魔窟」，幸而他的姨母及時前來，為學校辦了一個膳食宿舍，使吉本能在中學度過兩年時光。1750年，他罹患神經性疾病，被送到巴斯溫泉地區療養，停止正規學校教育，完全請家庭教師教導。後來他父親帶他回鄉，因家中藏書甚豐，每日以讀書為樂。他在自傳中提到，12歲那年是他心智開啟的一年，對其後影響甚大，他發現歷史是智慧的最佳食糧，到了14歲已經將主要歷史典籍閱讀完畢，對整個歷史的發展建立起大致的輪廓，并力圖解決有關編年的困難問題。他早年的研讀除受益於姨母指導外，完全是自我苦讀的結果，終其一生歷史寫作從未詢問他人的意見，這種特殊的風格成為他的標誌。另外他從幼年起，就已打下非常紮實的希臘文和拉丁文基礎，可以流利地閱讀和書寫。
吉本在自傳中提到身體在1751年突然轉好，於是他的父親老愛德華決定將他以自費生的名義，送入牛津大學的莫德林學院。1752年4月，吉本到校，他的學識讓教授感到驚奇，但是在其他方面則一竅不通。這時他學習的重點在「世界史觀」，盡情閱讀校中有關阿拉伯、波斯、猶太、蒙古和突厥的歷史著作。未過多久，他對牛津的教育方式感到不滿，失去學習的興趣，他的導師「只記得束脩，不願負責任」，對他的研究項目根本無力指導，在完全放任的狀況下，吉本經常逃課出遊，校方根本不管。
吉本在讀史的過程中對宗教的爭議產生興趣，加上受到姨母的影響，學習的重點轉向神學。為了反對大學有關國教教條的信奉問題，他開始研究天主教的教義，1753年6月8日在倫敦經由神父受洗，皈依羅馬天主教，後來他雖然辯說當時過於幼稚，但其實純粹是他思想上發生轉變所致。
他父親得知消息後極為憤怒，一則大學無法容許改宗行為，勢必離校；再則按當時規定，吉本會失去在政府機構供職的資格。於是老愛德華採取補救措施，為了不中斷教育，便將兒子送到瑞士的洛桑，寄宿在加爾文派牧師丹尼爾·帕維拉爾家中。
吉本在1753年6月底到達洛桑，開始第一次在瑞士的五年居留。學習的環境完全改變，信仰的問題未能解決，再加上家庭發生事故以致經濟拮据，最初他的內心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他後來提到這段時期，卻認為是他人生的轉折點，各方面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對老父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帕維拉爾牧師是學識淵博的明師，也是循循善誘的長者，他對新來的學生有極好的印象，願意盡心為他解決宗教和學業的疑難。他為吉本擬訂周詳的學習計畫，重新安排研究的重點，讓他養成有序的讀書習慣。在帕維拉爾全力的教導下，吉本受益匪淺，精讀古典和現代的名著，研習數學和邏輯學，最重要的是通曉法國文學和哲學，也能用流利的法語與人交談，對其後產生極大的影響。
由於對文學的鑽研，吉本不僅擴大了知識的範圍和深度，也養成一生為文簡練精確的風格。後來他在自傳里提到，「我的教育能有成果，是幸運之舟正好擱淺在萊芒湖岸」，並且推崇帕維拉爾是「心靈和知識的再生之父」。他在洛桑認識很多當地的知識分子，廣泛討論有關法律、政治和宗教等問題，對於法國啟蒙哲學的著作進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孟德斯鳩、洛克、盧梭和伏爾泰等人的著作，涉獵的範圍包括歷史、哲學、詩歌、戲劇、小說、神學和形上學等，這使得吉本的眼界開闊，能夠走在時代的尖端；同時，當伏爾泰在洛桑居停時，吉本有幸前往拜會，相談甚歡，要說吉本不受他的影響似乎是無法想像的事，吉本不僅從他的作品中汲取自由主義的精義，更對宗教迫害和宗教偏執造成的恐怖、政府與教會的狼狽為奸、戰爭的消耗與損失、迷信行為的荒謬等，進行無情的批判和指責。
吉本離開英國的主因是宗教，來到瑞士一年半後，他經過深思熟慮，終於放棄天主教，1754年聖誕節公開回皈基督教新教。後來，他在自傳中提到這件事，有點避重就輕地說道：「我在洛桑時，終止對宗教的探索，虔誠默信天主教和新教共同認可的信條和教義。」他承認帕維拉爾的開導解開了自己心中的疑慮，主要還是經由自我反省，認識到《聖經》記載的神跡無法為人類的感官所接受。從此宗教問題帶來的困惑迎刃而解，隨著對哲學和自然科學的認知，以及理性主義世界觀的形成，接受法國啟蒙哲學家採取自然神論的立場，否定「君權神授」的政治觀念，從而掌握《羅馬帝國衰亡史》的重點，不遺餘力反對基督教的經典、教義、體系和信條。
1755年他的父親娶多羅西亞·巴頓為妻，特別來信告知，並提到當年多虧了這位女士推薦的醫生，才治好小愛德華的病。從此吉本和繼母之間相處融洽，他曾在日記里寫道：「我非常敬愛她，一直把她當成一位同伴，一位朋友和一位母親。」
他在21歲生日前夕返家，雖家中景況大不如前，但他父親仍答應每年給他300英鎊。他提到在洛桑認識的女友蘇珊·屈爾紹，說她不僅容貌美麗而且天資敏慧，雙方已經論及婚嫁。這時他的父親和繼母認為該女家庭貧窮，不是吉本結婚的理想對象，要求吉本與之斷絕來往。吉本因孝順其父，而且也無成婚的經濟能力，只能和蘇珊分手，後來他提及此事無限唏噓，曾說道：「我是個哀聲嘆氣的情人，但卻是個遵從父命的兒子。」他和蘇珊疏遠以後，還是與她成為終身的摯友，她後來嫁給任法國財政大臣的雅克·內克爾，因幫助其夫而享譽上層社會。吉本終身未娶，過著獨身生活，但卻性好漁色，這也是他被教會人士攻擊的主要原因。
從1758年到1763年，吉本過著鄉紳的生活，不是陪父親參加各種宴會和打獵，就是在倫敦的文藝沙龍消磨時間，雖然讀了很多書，但年屆而立仍然一事無成，靠著父親資助度日。他在七年戰爭期間，加入南漢普郡民兵部隊，授上尉官階，恪盡職責。從1760年到1762年，他在軍中服役兩年，各種讀書研究因而中斷，但是也認識了許多令他終身受益的朋友，到1768年他又申請恢複軍職，並升任少校，最後在1770年以中校軍階退役。後來他說過，軍旅生涯的經驗對他成為歷史學家有很大的助益，尤其是這段時間，他利用空閑完成了兩本作品。
吉本的父親在1770年去世，他過了兩年繁忙的事業生活，在倫敦卡文迪許廣場定居下來，專心從事寫作。同時他也廣泛參加各種應酬交際，認識了許多文人學者，成為著名文藝沙龍的會員，1775年入選文會，與雷諾茲和約翰遜交往甚密。由於吉本的父親曾任彼得菲爾德的下議員，所以他能獲得政治上的人脈，在1774年和1781年當選下議員進入國會，其時正值北美獨立戰爭，他的政治立場是維持英國利益，反對殖民地獨立。同時他也是諾思爵士熱心的支持者，儘力推動組閣事宜，雖然他在下議院待了八年的時間，一直默默工作，對各項立法和政策的考量，都極為正確而周詳，但是他生性保守不善言辭，始終不願公開發表言論，以致在政治方面無法一展長才。不過，卻得到首相諾思爵士的賞識，擔任貿易和殖民委員會的委員，年薪高達750英鎊，使他能過上優渥的生活。
《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四開本在1776年2月17日出版，初版500本在數日內售罄，立刻洛陽紙貴轟動一時，知識分子幾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