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心是在基督的葡萄園裡早已存在而又生長迅速的莠草。在早期基督教君王的統治之下，對於聖彼得寶座的爭奪是經由全民選舉制度下的投票、收買和暴力進行的，羅馬的聖殿為流出的鮮血所污染。從公元3世紀到12世紀，頻繁發生的分裂活動給教會帶來無窮的困擾。當最後的審判權掌握在行政官員手裡的時候，這種災禍還只是短暫的局部現象，它的優點已經經過公正或民眾偏愛的考驗，失敗的競爭者不可能長期干擾對手的勝利。等到皇帝的特權被剝奪，以及基督的代理人不受世間法庭約束的這個原則建立以後，每次神聖教區的空位期，都可能將基督教世界捲入一場爭論和戰事。紅衣主教、下級教士、貴族和人民的主張非常模糊，只會引起爭議。選擇的自由被一個城市的動亂操控，這個城市不再有最高領導者，即使有也無人服從。在一位教皇逝世時，兩個黨派到不同的教堂進行雙重選舉，選票的數目和分量、時間的優先順序、候選人的優點長處，相互之間可能產生平衡的作用。最受尊敬的教士也會有不同的看法，相距遙遠的君王對教宗的寶座一直畢恭畢敬，從這些合法的偶像中無法分辨出真假。皇帝通常是分裂活動的始作俑者，完全出於政治的動機，支持和他關係好的教皇來對抗懷有敵意的對手。每位競爭者不得不忍受敵人所施加的侮辱，這些敵人根本不畏懼良心的制裁，用金錢從他的擁護者那裡買到支持，這些擁護者完全被野心和貪婪所控制。
亞歷山大三世 最後廢除教士和人民混亂的選舉（1179 A.D.） ，把推選的權利全部移交給唯一的樞機主教團 表著基督的門徒，受到他的代理人的管轄。">，和平與持續的繼承法則才得以確立。通過這一重要的特權，主教、教士和輔祭三個層級完全融為一體。羅馬的教區教士在聖秩制度中列為第一位階，他們是從基督教世界的各民族中毫無差別地選擇出來的。他們擁有最富有的教區，獲得最重要的主教地位，倒是與他們的頭銜和職務非常相稱。這些如同元老院議員的正統教會元老，他們是至高無上教皇的助理和使節，身上穿著象徵殉教者或皇權的紫袍，非常自負地認為與國王處於同等的地位，接受的尊榮因成員的稀少顯得特別突出。直到利奧十世 在位，他們的人數都很少超過20或25人。這樣一種明智的安排可以根絕一切懷疑和醜聞，徹底消除教會分裂的根源，在600年的時間內只有一次雙重選舉，破壞了樞機主教團的精誠團結。但由於通過的票數要在三分之二以上，整個選舉常因紅衣主教的個人利益和情緒產生議而不決的現象，使得他們各行其是的統治一直拖延下去，基督教世界出現無人領導的狀況。
格列高利十世當選之前，曾經出現長達3年的教皇空位期，因此他決心要防止未來再產生類似的濫權行為。他發布的諭令排除一些阻力後，正式成為教規，列入神聖的法典之中（1274 A.D.）。有9天的時間為去世的教皇安排葬禮，等待不在教廷的紅衣主教到達。第10天每人帶著一個僕從被關入一個普通的大廳，或者稱為秘密會議室。這個廳堂沒有牆壁和布幔加以隔間，必需的物品從一扇小窗送進去，除此以外所有的門戶全部緊鎖，由城市的行政官員把守，不容許他們與外面世界有任何聯繫。如果選舉沒有在3天之內完成，原來豐盛的飲食會減少到午餐和晚餐只有一道菜，8天以後只供應麵包、水和酒。紅衣主教在教宗的空位期不得動用教會的歲入，除非遇到緊急情況，不得擅自行使管理的職權。選舉人之間任何協議和承諾都正式宣布為無效。他們的忠誠要用莊嚴的誓言和正統教會的祈禱來加強，有些不易執行或更為苛刻的條款已經逐漸放鬆，但是禁閉的原則始終被嚴格執行，沒有改變。他們還受到催促要考慮個人的健康和自由，儘快選出教皇。使用選票或無記名投票的改進辦法，能夠用仁慈和禮貌的絲質面紗，掩蓋秘密會議 的激烈競爭。
在推行這些制度以後，羅馬人被排除在選舉他們的君王和主教的活動之外，他們正好處於粗野和不穩的自由所帶來的狂熱之中，對於失去珍貴無比的特權似乎沒有什麼感覺。巴伐利亞的劉易斯皇帝恢複了奧託大帝的先例。在與行政官員進行協商後，羅馬人民全部聚集在聖彼得大教堂前面的廣場上，阿維尼翁教皇若望二十二世被罷黜，繼承人選出以後，經過全民的同意和歡呼加以批准。他們自由投票通過一項新的法規，教皇在一年之中外出的時間不得超過3個月，離開羅馬的距離在兩天行程之內，要是他經過3次召喚沒有返回，這位公僕便會受到降級或免職的處分。 但是劉易斯忘記了他的實力很虛弱以及那個時代的偏見，只要超過日耳曼營區的影響範圍，他這位有名無實的權勢人物不能發揮任何作用。羅馬人瞧不起自己扶持起來的人物，這位僭用教皇名號的人向合法的君王求饒，而紅衣主教的權威也因這種時機不對的攻擊而更加牢固地建立起來。
要是教皇的選舉始終在梵蒂岡進行，元老院和人民的權利也就不會受到肆意踐踏了。格列高利七世的繼承人不在教廷時，神聖的原則已經被羅馬人遺忘，事實上他們自己根本不記得有這項規定，教皇也沒有將常用的住處安置在這座城市和教區。關懷這樣的教區遠不如管理統一的教會來得重要，教皇生活在這樣的城市中也會感到難堪：他的權威受到反對而個人處於險境。他們從皇帝的迫害和義大利的戰爭中，越過阿爾卑斯山逃到法蘭西友善的懷抱之中。在羅馬動亂時他們基於審慎的考量，撤到阿納尼、佩魯賈、維泰博以及鄰近的城市，在一些更為寧靜的地點度過餘生。當羊群因牧羊人不在而受到凌虐或陷入赤貧時，就會用一道嚴厲的命令將他召回，說聖彼得並沒有將他的寶座安置在偏僻的村莊，應該是在世界的都城；或者提出非常可怕的威脅：羅馬人要武裝起來進軍，去摧毀那些膽敢供應庇護所的地點和人民。怯懦的教廷只有聽命返回，沉重的債務和賬單在迎接他們，包括逃走所造成的損失，諸如住屋的租金、食物的採購以及在宮廷服務的僕人和客卿的各項費用。經過短暫的和平或有力的統治以後，他們再度被新的動亂驅離，然後又被元老院專橫或尊敬的邀請召回。在這些不時出現的撤退行動之中，梵蒂岡的流亡人士和難民很少離開都城過遠或是過久。
但是在14世紀初葉，使徒的寶座似乎永遠從台伯河畔搬到了羅訥河兩岸，遷徙的原因在於卜尼法斯八世 和法蘭西國王的慘烈鬥爭。 革出教門和停止教權是教皇的精神武器，被3個政治團體的聯合以及高盧教會的特權擊退，但是教皇尚未準備好要面對世俗的武器，「老好人」菲利普竟然有膽加以運用。當教皇住在阿納尼時，絲毫沒有感到會有危險發生，他的宮殿和本人受到300名騎兵的突擊，這些部隊是諾加里特的威廉和夏拉·科隆納在暗中徵召人馬編成。前者是一位法蘭西的大臣，後者是羅馬高貴而懷有敵意家族的成員。紅衣主教全都逃走，阿納尼的居民背叛教皇，不再有效忠和感激之心。但是大無畏的卜尼法斯獨自一人沒有保護，坐在座位上就像古代的元老院議員，等待高盧人的刀劍加身。一個外國的敵對分子諾加里特願意執行主子的命令，由於科隆納要發泄國內的私憤，教皇受到言語的侮辱和毆打，在遭囚禁的3天時間裡，頑固的態度使他們大為光火，生命受到折磨和威脅。但出現奇特的拖延狀況，使得教會的擁護者獲得時間也增加勇氣，把他從褻瀆神聖的暴行中拯救出來。他那傲慢的心靈受到致命的傷害，狂怒的卜尼法斯念念不忘報復，竟然在羅馬亡故。貪婪和驕縱這些引人注目的惡行使他死後的名聲受到玷污，空有成為殉教者的勇氣也無法讓教會的鬥士獲得聖徒的榮譽。他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當代編年史的評論），像狐狸一樣篡奪，像獅子一樣統治，像土狗一樣死去。性格極其溫和的本尼狄克十一世繼承他的職位，仍然將菲利普邪惡的密使逐出教會，並且用令人戰慄的詛咒加諸阿納尼這個城市和居民，產生的後果在迷信者的眼中還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