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城的兩個統治者，皇帝是靠著征服的權利進行根基不穩的統治；教皇的權威則是建立在輿論和習慣的基礎之上，看似軟弱實則更為牢固。清除掉一種外國的影響力，使牧人回到羊群的身旁更受到他們的愛戴。上帝的代理人由紅衣主教團自由推選，大部分的紅衣主教都是這個城市的土著或居民，一改過去日耳曼宮廷那種專斷或賄賂的提名辦法。官員和人民的歡呼是對當選者的確認，而在瑞典和不列顛受到服從教會權力，歸根結底還是來自羅馬的選票，同樣的選舉制度為首都選出一位君主和教宗。大家普遍認為君士坦丁把羅馬的世俗統治權授予教皇。而最勇敢的市民、那些思想偏激的懷疑主義者都樂於爭辯，皇帝是否具備此種權利，以及此種賜予是否有效。事實的真相和他的這一賜予的真實情況，深植於4個世紀的無知和傳統之中，它那傳奇般的原委也迷失在它所產生的真實的、永久的結果之中了。「Dominus」或「主上」的稱呼出現在主教的錢幣上面，效忠的歡呼和誓言承認他所擁有的頭銜，出於日耳曼愷撒真心或勉強的同意，他們早已對這個城市和聖彼得的產業，行使最高或從屬的司法審判權。教皇的統治可以滿足羅馬的偏見，倒也不會與羅馬的自由有所衝突。只要稍為探索便會發現這些權力還有更為高尚的來源，那是一個民族的感激之情——教皇將羅馬從希臘暴君的邪說和壓迫中解救出來。
在一個迷信的時代，皇室和教會的聯合似乎可以相互增強對方的實力，掌握天堂的鑰匙是獲得世人服從最可靠的保證。人的過錯會使職位的神聖性大為減色，但是格列高利七世和他的繼承人所具備的嚴苛而危險的德行，將第10世紀的醜聞洗刷得乾乾淨淨。他們為了維護教會的權利，進行極具野心的鬥爭，經歷的苦難或最後的成功同樣會加強人們的崇敬。他們有時會淪為宗教迫害的犧牲者，在貧窮和流放中蹣跚而行，使徒的宗教狂熱使他們願意成為殉教的烈士，每個正統基督徒必定都會被激起愛戴和同情之心。有時他們會從梵蒂岡發出雷霆之聲，推舉、審判或罷黜世間的國君。最驕傲的羅馬人也不會為服從一位教士而感到羞辱，須知查理曼大帝的繼承人都吻過他的腳，為他扶過馬鐙。 就算是基於這座城市的世俗利益，也應該保護教皇居所的安寧和榮譽，從教皇那兒，這個虛榮而懶惰的民族，才獲得了絕大部分的生活所需和財富。教皇每年固定的收入可能受到損失，在義大利和行省有很多古老的世襲產業，為那些褻瀆神聖的手所侵佔。教會的損失，也不可能只是通過宣示主權，而非實際據有丕平與他的後代更為豐厚的賜予來彌補。梵蒂岡和卡皮托神廟，是靠著不斷來到和日益增多的朝聖客和許願者供養的。
基督教世界的範圍擴大，教皇和紅衣主教為處理教會和世俗的事務而疲於奔命，拉丁教會為上訴的權利和法規建立新的訴訟程序， 北部和西部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長受到邀請或召喚，在使徒的門口負起求情、申訴、指控或審判之責。有人曾記錄下一件少見的怪事，分屬門茲總主教和科隆總主教的兩匹馬，在越過阿爾卑斯山以後又回去，滿載著金銀珠寶。因而人們很快明白，無論是朝聖客還是當事人，要想打贏官司主要在奉獻財物的價值，而非訴訟案情的證據。這些外鄉人經常誇耀自己的財富和虔誠，他們所花費的金錢不管是神聖的用途還是日常的支付，都成為羅馬人的酬庸，在各種渠道中流通。
羅馬人民有這樣強大的動機，本應該自願而虔誠地堅決服從屬靈和世俗的父親，但是在突髮狀況下無法控制的激情，經常擾亂傳統和利益的運作過程。印第安人砍倒樹木摘取果實，以及阿拉伯人搶劫貿易的商隊，全都是出於同一種野性的衝動，這種動機使他們只顧眼前的好處而不管未來，滿足一時的貪婪而放棄那些可以長期據有的最重要的福分。正是出於這種原因，自私的羅馬人褻瀆聖彼得的神龕，不僅搶走供品還傷害朝聖客。他們竟然沒有思考一下，這種不友善的行為，可能會斷送多少訪客和財富。甚至就是迷信的影響也是時起時伏並不可靠，理性受到壓抑的奴隸經常為他們的貪婪或傲慢所解救。對於教士的傳奇和神諭抱持虔誠的輕信態度，在蠻族的心靈中發揮強有力的作用，然而他們的內心不可能重視想像勝於感官，更不會為遙遠的動機或是不可見的理想的目標，而犧牲現實世界的慾念和利益。年輕力壯的人充滿活力，行為總是與信念發生矛盾，直到年齡、病痛或災禍的壓力使他驚醒，才會心生畏懼，逼得他要償還虔誠和悔恨的雙重債務。我在前面已經提過，當前這個時代，對於教士的平靜和安全生活最有利的是人們對宗教的冷漠態度。過去，在迷信的統治之下，教士們將最大的希望寄託於人類的無知，然而最恐懼的卻是人類的暴力。財富不斷增加使他們成為世間唯一的擁有者，但實際上卻在不斷發生輪替的現象，悔罪父親的贈予被殘暴的兒子搶走。他們這些人不是接受敬拜就是遭到侵犯，就像信徒製造的偶像雖然出於同一人之手，但有的被供奉在祭壇上面，有的則被踐踏在灰塵之中。
在歐洲的封建制度中，武力象徵著顯赫的頭銜，也是忠誠的標尺，等到武力產生動亂，很少有人注意或聽從法律和理智極為冷靜的呼籲。叫囂的羅馬人不願接受教皇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對他的無能為力要盡情羞辱。他所受的教育或性格，無法正當或有效運用刀劍的力量。教皇當選的動機和生命的脆弱，很清楚地展現在羅馬人的面前，過於接近就會減弱尊敬之心，要知道他的名字和諭令在蠻族世界使人印象深刻。這種差異沒有逃過我們那位富於哲理的歷史學家的注意：
歐洲那些相隔遙遠的國家對於教廷的名聲和權威一無所知，完全不了解教皇的性格和行為，所以才產生敬畏之心；然而教皇在家鄉很少受到尊重，以至於與他不共戴天的仇敵包圍了羅馬的城門，還控制著城市的政府。從歐洲最偏遠地區派來的使臣，要向當代最有權勢的人物表示謙恭和服從，竟然發現很難找到接近的門路去投身到教皇的腳前。